西安事变，那一场震惊中外、扭转乾坤的兵谏，本意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联共抗日，未曾料到，却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带来了一生的悲剧，尤其是杨虎城将军一家，更是付出了惨痛至极的代价，蒋介石的报复手段令人发指，尽显其狭隘与狠毒。
回溯至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抗日。这一果敢行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然而，对于蒋介石而言，这无疑是他统治生涯中的奇耻大辱，也为日后他对张、杨二人的残酷报复埋下了伏笔。
时间来到 1949 年，此时的蒋介石已在内外交困中焦头烂额。1 月 21 日，他宣布辞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妄图在幕后继续操控时局。而李宗仁则发表文告，就任代总统一职，宣称要致力于争取和平，甚至表示愿就中共所提八项条件展开商谈，为表诚意，他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重要政治犯。
李的这一决定，看似是顺应了民意，实则触动了蒋介石心中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元老于右任在蒋介石宣布隐退的会议结束后，追上去恳请他下释放张、杨的手令，蒋介石不耐烦地回应：“你找德邻（也就是李宗仁）办去！”这话一出，足见蒋介石对释放二人的抵触。
在他眼里，张学良、杨虎城让他颜面扫地，即便局势艰难，他也绝不愿轻易放过。李宗仁为推动此事，分别以“代电”和亲笔信指示顾祝同、陈诚、张群、杨森等人落实释放事宜。1 月 24 日，李宗仁打电报给台湾省主席陈诚，言辞恳切，表明释放张、杨是为表和平诚意，还拟约张学良来京一晤，且已安排飞机接送。
陈诚接到电报后，虽觉继续幽禁张学良无意义，向蒋介石请示时也委婉表示“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蒋介石却于1 月 27 日复电坚决反对，甚至为陈诚支招，让其对李宗仁的命令暂不置复或佯装不知张学良下落。
参谋总长顾祝同也完全遵照蒋介石旨意行事，2 月 1 日敷衍李宗仁，称已转电相关人员，实则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陈诚这边，为应付李宗仁，邀请与自己相识的程思远到台北，告知张学良幽居新竹的情况，还提醒程思远蒋介石不许他人过问此事，虽表示可派人派车送程去看张，但程思远深知释放无望，婉辞离去。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因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更是不敢违抗蒋意，对李宗仁释放杨虎城的命令置若罔闻。而杨虎城将军在重庆狱中看到报纸上李宗仁要释放他的消息，满心欢喜，以为自由将至。
可蒋介石怎会让其如愿？他急令毛人凤阻止，毛人凤指使徐远举将杨虎城等人迅速转移到贵阳。杨虎城愤怒抗争，不愿再被随意转移，徐远举只得请杨虎城信任的周养浩出面劝说。周养浩编造谎言，称蒋介石欲将他先移往贵阳，再送台湾与张学良一同释放，杨虎城信以为真，无奈踏上前往贵阳黔灵山麒麟洞之路，同行的还有他的秘书一家、副官、卫士等，他们都未料到，这一去竟是迈向更深的深渊。
在台湾新竹的张学良，同样看到报纸上关于恢复自由的报道，燃起一丝希望，却没想到等来的是秘密转移。2 月 1 日，特务队长刘乙光告知“即将迁移”，次日凌晨，张学良便被带离井上温泉，乘车、转机，最终被藏于高雄西子湾的寿山要塞。
蒋介石近在咫尺却不相见，还在后来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形，赏赐奖金，犒劳这些看守张学良多年的特务，其冷酷无情令人心寒。
到了8 月 24 日，蒋介石妄图做最后挣扎，从广州飞到重庆部署“西南保卫战”。此时，他将国民党失败的满腔怒火发泄到杨虎城将军身上，全然不顾昔日同属抗日阵营的情分，悍然下令将杨虎城等人从贵阳押送回重庆。
9 月 17 日，杨虎城一行刚回到重庆，便惨遭保密局特务的毒手，在重庆松林坡被残忍杀害。他的幼子、幼女同时遇害，夫人谢葆贞此前已病死狱中，秘书杨绮云夫妇及其幼子、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也一同蒙难，那血腥场景，惨不忍睹，一个家庭就此支离破碎，诸多忠勇之士无辜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