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历史上，郭洪涛是一位有过特殊贡献的人物。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曾参与过两大重要革命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的建立。

中央未到陕北之前，郭洪涛曾担任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谢子长）、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特区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他曾参与领导创建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

抗战初期，郭洪涛调任山东工作，历任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等重要职务，为开创山东根据地的局面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同时，郭洪涛也是一位争议不小的人物，正如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他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今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贡献很大，争议也不小的历史人物。

郭洪涛1909年出生于陕西米脂，16岁就入了党，17岁担任榆林特支书记，是一个在黄土地上长起来的陕北本土干部。

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郭洪涛担任政委。不久后，组织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郭洪涛为西北工委秘书长，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高岗为总政委。

郭洪涛所说的“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发生在这一期间。

当时的西北红军，隶属北方局领导，而此时的北方局，又长期受王明路线的影响。1934年2月，北方局代表通过郭洪涛向陕北特委传达了一份非常严厉的电报，其中，北方局批评陕北红军是在“富农路线”指导下“招兵买马的土匪”。

面对北方局的错误批评，熟悉陕北情况的郭洪涛不但没有为陕北红军辩解，反而在1934年7月以个人名义给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对红26军和陕甘特委的“错误”进行了详细介绍。

1935年5月，郭洪涛又给北方代表写信，批评刘志丹的工作，夸大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郭洪涛在信中说：虽然我在西北比较孤立，“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

郭洪涛的这两封信，直接导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对西北的局势产生了更加错误的判断。不久后，北方局派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来到了陕北，协助领导工作。

到陕北之后，朱理治和聂洪钧第一时间见到了郭洪涛，并听取了他对陕北形势的汇报，导致他们更加确定了原先对陕北的判断。

9月16日，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25军到达陕北。一天后，他们和陕北的地方组织完成合编，组建了陕甘晋省委，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志丹被免去了西北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聂洪钧接替。之后，刘志丹、高岗等人被捕。

就在陕北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的时候，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了陕甘，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同志所犯的错误，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1935年11月30日，中央正式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并追究了犯错同志的责任。但是，由于当时中央初到陕北，一切立足未稳，且对陕北的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就没有更深地追查更多相关人员的责任，只是处分了戴季英、聂洪钧等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没有进一步追究朱理治、郭洪涛的责任。

很快全面抗战就爆发了。1938年4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向中央汇报了山东的情况，请求派干部到山东。此时郭洪涛正在陕甘宁边区担任党委书记，中央委托陈云、李富春同志征求他对到山东工作的意见，郭洪涛欣然同意，中央于是决定派他和张经武一起到山东省委工作。

（朱理治在抗战爆发后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等职。）

郭洪涛来到山东后，根据中央的指示重组了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

再后来，徐向前、罗荣桓、陈光等相继来到山东，中央成立山东分局，由郭洪涛担任书记，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担任委员。由此可见郭洪涛当时的地位。

1939年9月，山东分局选举代表参加党的“七大”，郭洪涛被选为代表之一。组织决定郭洪涛在延安参加会议期间，由朱瑞代理分局书记一职。不久后，郭洪涛离开山东，结束了他在山东一年半的工作。当时受到战争影响，道路受阻，郭洪涛一行于1940年10月才到达延安。

就在郭洪涛离开陕北到重回陕北的这些日子里，中央从更多渠道了解到了当年陕北事件的更多详细情况。

1942年冬天，西北局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重新对当年的陕北事件进行了调查研究。郭洪涛和朱理治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检讨，反省了自己的错误。

晚年的郭洪涛写道：“反思我在过去工作中犯的错误，主要是在陕北前期工作中所犯的传达、拥护王明路线的严重错误，这是由于当时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海不够成熟，没有识别路线是非问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能力。我盲目传达、拥护王明路线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

在这次会议上，高岗对郭洪涛火力全开，大加批判，除了说他在陕北犯过错误，还指摘他在山东湖西翻了严重的错误。出席过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元帅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高岗把自己说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阎红彦等一批同志弄下去，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畅所欲言。批判郭洪涛、朱理治同志，有过火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郭洪涛去了东北，他离开军队开始主管铁路工作，主要负责参与领导东北铁路局修复铁路，恢复铁路运输，支援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郭洪涛进入铁道部工作，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76年恢复工作后，他参与国家经委领导工作，仍然分管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直到退休。也就是说，在1945年以后，郭洪涛有近50奶奶都是

郭洪涛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他在《郭洪涛回忆录》中写道：

“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委屈情绪交集在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我扪心自问，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为党工作，忠诚为人民服务，严守誓言、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欣慰的。”

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高岗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高岗过激的批评进行了否定。

1956年，郭洪涛向中央提出关于自己历史问题的申诉书，请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经过讨论，组织对35年的陕北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审查意见》根据郭洪涛的说法，否定了1942年对郭洪涛等人的决议。

这个结果引起了西北老同志的强烈反应，大家都觉得，郭洪涛即使不是第一责任人，也是主要责任人，1942年的历史决议不能全盘否定。

1981年下半年，郭洪涛根据新的《审查意见》在党史杂志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了一系列辩护。西北的老同志们觉得，为了还原历史，肃清党史教学上的混乱，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再次进行讨论。

1982年，数名西北老干部联名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激烈，老干部们都认为，郭洪涛在35军的陕北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郭洪涛一再否认自己曾给北方局代表送过诬陷红26军的报告，会议小组成员指出：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局代表写过诬告信，那只有公布历史档案。如果历史档案证明你打过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到了那一步，中央就要按照1942年确定的原则的行事。最后，郭洪涛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至此，西北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最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