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年代，在我军的情报工作方面，有一个被叫作“胡子局长”的同志，在破获国民党军事情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立下赫赫战功，他就是曾希圣。
曾希圣出生在湖南农村一个落败的书香门第，在祖父和母亲的影响下，他从小便爱憎分明，朴实善良。因此，他对父亲曾经伦经常欺辱相邻的行径很不满。尤其在曾父当上了本地“团总”后，曾希圣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16岁这一年，曾希圣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湖南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中，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1926年，曾希圣考入黄埔军校，并参加了北伐战争。期间，农民运动也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曾经伦被当地农民协会抓了起来，命悬一线。
毕竟人命关天，家乡的两个乡亲特地来找曾希圣。曾希圣听说了父亲的情况后，虽然认为他罪不至死，但不愿给家乡的农民运动泼冷水。于是，曾希圣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必杀则杀之”这五个字，写完后，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最终，农民协会考虑到曾父没有血债，并不是非杀不可，加之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革命者。于是，曾父保住了小命。然而，当他得知儿子“必杀则杀之”的态度后，气得当场破口大骂，还要与他们断绝关系。
1927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我党的不少同志转入了地下斗争。当时，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希圣，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中层军官的身份作掩护，积极搜集情报、购买枪支弹药并争取官兵革命。
然而，因最终没能打开新的局面，他被迫离开了军队，奉命来到上海搞情报工作。
这一时期，曾希圣和交通员黄杰、党内的老同志何叔衡一起组成了新的“家庭”。曾希圣几乎每天都待在房间里，研究国民党的报纸，从只言片语中推断分析敌军的行动，这个“宅男”就这样向苏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直到顾顺章背叛革命后，曾希圣才离开上海，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一来到中央苏区，中央军委便将情报工作交给了他负责。
此后几年间，在他的领导下，我军的情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在长征途中，曾希圣领导的情报局（即二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能够全天24小时侦听敌人的电报，曾希圣特意将二局的译电人员分成两拨，交替行军，轮流值班。因此，红军虽然一直在赶路，但中革军委总能第一时间收到敌军的动向，并据此做出路线调整。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更加重视我党的情报工作，二局同志们的行动路线、时间和警卫安排等，毛主席多次过问，并提出意见。在这一过程中，曾希圣也经常亲自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在四渡赤水一战中，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将蒋介石的军队玩得团团转。多年后，这“封神”的一战，外界至今还在感叹，反复研究分析。红军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行军路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二局的掌握之中。而毛主席根据二局既准确又及时的情报，制定了相应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战术。
长征胜利结束后，毛主席还曾在大会上，对二局进行了称赞：
“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曾希圣也曾遇到过困难和挫折。1938年，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二局的同志们对他提了不少意见，这些声音中，自然也掺杂着一些片面的观点。这么多声音，让曾希圣在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于是，他找到毛主席，说明了自己的委屈，并在最后提出“希望能够给自己调动工作”。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问起了他想要调动工作的原因。
曾希圣说道：“我一直在二局工作，长期搞情报不自由，我想要换个更自由的试试。”
毛主席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开玩笑地说道：“要是讲自由的话，你比我自由多了嘛。”
见曾希圣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毛主席才说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与毛主席的一番谈话让曾希圣放下了思想包袱，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希圣又奉命秘密前往重庆，继续负责情报工作。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大量重要情报都被曾希圣源源不断地送回延安。
1940年初，曾希圣身份暴露，为了他的安全考虑，中央调他离开了重庆，来到新四军军部开展工作。期间，曾希圣又投入到了财政工作之中，并取得较大成绩，不仅保障了新四军的经济需求，还创办了各种工厂，增加了收入。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奉命主政安徽，在之后的13年里，他领导安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历史上，安徽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淮河水灾给安徽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在这一背景下，曾希圣率领安徽人民兴修水利，治理淮河。
淮河流域水灾早已令老百姓叫苦连天，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高度重视，更是提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
曾希圣和安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劳动力，相继修建了五座大型水库，总库容量达到了60亿立方米，这些大型水利工程设施为安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保障。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受国内急于求成思想的影响，曾希圣也不可避免地犯了错，安徽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随着形势越发严峻，安徽甚至传出了饿死人的情况。曾希圣决定扭转危机，作出改变。他首先提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亲自率领工作组在农村进行了“责任田”试点。
随后，在曾希圣的指导下，“责任田”在安徽得到了广泛推行，安徽的农业生产终于恢复并得到稳步发展，农民更是叫它“救命田”。
然而，1961年底，就在“责任田”快速发展的同时，毛主席向曾希圣提出“生产已经恢复，是否变回来”的建议，曾希圣实事求是地回答道：“主席，是不是再搞一段时间呢？老百姓才刚刚尝到一点甜头。”
毛主席听后，没有表态，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
然而，风云瞬息万变。1962年初，曾希圣便因搞“责任田”受到了批判，他被戴上了各种帽子。会上，甚至还有人十分极端地提出：“开除党籍，杀头。”
这时，毛主席当场表态反对，直言：“如果没有曾希圣，当年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以后杀头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虽然曾希圣没有被开除党籍，也没有被杀头，但不久后，他便被免去职务，赋闲在家。还有一些干部也受到了牵连。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希圣没有为自己叫冤，但他多次为其他干部发声，向中央指出：“‘责任田’是我提出来并推行的，应该由我一人承担，希望不要牵连其他干部。”
1965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安徽等省市的一把手，曾希圣也收到了开会通知前来参会。
会上，毛主席看到曾希圣后，关切地问道：“曾希圣同志，你最近的工作如何？”
曾希圣听后，沉默着一句话不说，毛主席抬头看着他，只见他面色凄然，当即明白了他的处境。不再等他回答，毛主席便向在座的同志们说道：
“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你们这些长征过来的同志，为什么不给曾希圣分配工作？不要忘本，应当‘得人点滴恩，必当涌泉报’啊。”
同年8月，根据毛主席指示，曾希圣奉命参加三线建设工作，来到了大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