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刚提干的我志得意满地回到老家。谁能想到，这趟回乡，我差点犯了大错误。多年后回想那段往事，我总是庆幸有那位老人家的一番精心安排，才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1956年，我出生在陕西农村。在村里，大家都认识我父亲这个生产队会计，说他办事公道，是个明白人。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我从小就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他们总念叨着要我出人头地，别辜负了祖宗的期望。

邻家有个叫小翠的姑娘，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村里要是谁敢招惹她，我立马就冲过去护着。长辈们看到这场景，总爱打趣说我俩是“青梅竹马”。每次这样说，小翠总是低着头，藏不住嘴角的笑意。

我们从一年级就坐在一起。但命运就是爱开玩笑，我成绩不够理想，初中毕业就回到了田间地头。小翠倒是托了她姨父的福，有机会继续求学。

望着她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小路上，我只好默默地弯腰插秧，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都埋在心底。

等到小翠拿到毕业证，她姨父给她找了个供销社的临时工。那时候，能在供销社干活可是让全村人羡慕的美差。

再看看我，还在田里刨食，一身泥土气。眼看着都到了相亲的年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1974年冬天，转机来了。部队来征兵，我坚持要去当兵。父母虽然舍不得，担心我吃苦，但见我心意已决，最后还是帮我报了名。

刚进部队不久，我就摸出纸笔，写了人生第一封情书。

“亲爱的小翠，虽然我现在还是个普通兵，但我一定会努力拼搏，将来给你一个安稳的家……”

那天晚上我趴在宿舍的床头，揉了一地的草稿纸，生怕一个字写得不够认真，辜负了这份心意。

没过多长时间，回信来了。拆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她秀气的字迹：“我知道你会有出息的，从你第一次替我挺身而出，我就在心里认定了你……”

读完这些话，我整个人飘飘然，连队里的饭菜都觉得特别香，结果第二天列队训练时差点走错队形。

在部队的日子并不轻松，但我心里就像有一把火在燃烧。平时训练我格外用心，各项任务都争先完成，和战友们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1976年初，连队领导看中我的表现，把我调去当了给养员。司务长对我很器重，鼓励我只要好好干，早晚能提干。

那阵子，我俩的书信往来更勤了。她写信跟我说家乡的新鲜事：队里添了台东方红拖拉机，供销社的柜台上摆了好几台上海牌收音机，还说大队书记带头要把泥巴路改成石子路。

这些小事在别人眼里平平无奇，却让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能看到家乡的每一个变化。

日子正甜蜜时，突然就变了天。1977年盛夏，一个牛皮纸信封把我的美梦击得粉碎。

小翠他父亲给我写了封措辞尖锐的信，“一个大头兵，连干部都不是，还想吃天鹅肉？”这话像是一记耳光，打得我差点站不稳。

后来才知道，小翠她姨父已经坐上了县供销社一把手的位置，正张罗着给外甥女办正式工。

那时候谁不知道，能在供销社端上铁饭碗，就等于抱上了金大腿。而我，一个农民的儿子，就算我爸管着生产队的账本，在人家眼里也不过是个泥腿子。

我不服这个命，接连给小翠写了好几封书信。可惜，这些信就像扔进了深井，一点水花都没翻起。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红线就这样断了，但她的影子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转眼到了1978年秋收时节，父母捎来一封信，说是给我张罗了一门婚事。对象叫春梅，是隔壁生产队王家寡母的闺女。

信里母亲说，这姑娘虽然性子直，但是个实在人，懂得照顾人，会过日子。

提起春梅，周边人都知道她的厉害。她父亲早逝，母亲性子软，经常被人欺负。但春梅从小就学会了保护母亲，谁要是欺负到她家头上，她就敢和谁理论。

有一次，老李家的儿子喝醉了酒，想占她便宜，被她抄起扁担追了半里地。从此以后，很少有人敢招惹她，私下里给她起了个“母老虎”的外号。但了解她的人都说，春梅这姑娘嘴上厉害，心地却是热的。

记得有一年，老家遭了水灾，很多人家都遭了殃。春梅和她母亲二话不说，就把家里储存的粮食分给了几户最困难的人家。

听说这门亲事时，我心里直打鼓。心上还惦记着小翠的影子，又担心春梅这样的“女汉子”会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

但父母的态度却很坚决，他们觉得春梅吃苦耐劳，懂事孝顺，正是我的良配。在这种压力下，我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

1978年底，我被连队推荐到教导队参加预提干部培训，毕业后如愿提干成了司务长。让我庆幸的是，下半年就冻结了战士提干，我算是赶上了末班车。

1979年5月份，我回家探亲，家里一片喜气洋洋。几个发小来找我玩，有人无意间说到了小翠的事。

“她不是在供销社上班吗？怎么还没说亲？”我故作随意地问道。

“听说是有人提亲，但都被她推了。”有“万事通”之称的白金明压低声音说，“大伙都传，说她好像还在等什么人……”

这番话像一道闪电，把我埋藏在心底的那点火星给勾了起来。胸口砰砰直响，脑子一热就冒出个大胆的想法：如今我也是个干部了，要不要去试试？就算当年看不上我，现在总该高看一眼了吧？

可冷静下来一想，春梅那边已经说到一半了。虽说还没走到订婚这步，但乡下人的规矩就是这样，父母点过头的事，就跟八字已经定下差不多。要是我这会儿反悔，不光对不住人家姑娘，还会让全村人戳我全家的脊梁骨。

这个念头折磨了我一天一夜，最后咬咬牙决定跟春梅把话说开。那天太阳快落山时，我特意守在打谷场边上，等到了春梅她母亲。婶子见了我后，眼睛都笑弯了：“呦，咱们的小军官回来了？这身军装穿得真俊！”

我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没想到婶子脸上看不出一丝不悦，只是平静地说：“孩子，既然你有话要说，晚上来家里坐坐吧。咱们当面把事情说个明白。”

晚上，我拎着一点副食和糖果，忐忑地推开了她家的门。

一进屋我就愣住了。昏黄的煤油灯下，桌子上摆着一桌子硬菜，有红烧肉、清蒸鱼。这在缺吃少喝的年代，可都是稀罕物。

春梅从灶房走出来，头上还系着围裙，笑着招呼：“益民来了啊，快坐下吧。”近距离打量，她比传闻中温柔多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质朴。

满怀愧疚的我坐立不安，这时春梅搬出一坛封了好些年的老酒：“这是我爸留下的，说是要等我出嫁才开封。他走得早，这酒一直没舍得动。今天你来了，就尝尝吧。”

说着她就把封泥打开了，浓郁的酒香瞬间充满了屋子。春梅很豪爽，给我倒了一大碗，自己也倒了半碗，要陪我喝。看着这番情景，我原本准备好的话全堵在了嗓子眼。

酒确实是好酒，入口绵柔，后劲却不小。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喝下了好几碗。恍惚间，我听见春梅轻声说：“在部队吃了不少苦吧，以后慢慢就好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炕上，盖着条崭新的棉被。春梅已经在院子里忙活开了，见我醒了，默默端来一碗醒酒汤。那一刻，我彻底说不出解除婚约的话了。

在离家前，我得知小翠已经和县城一个机关干部后订了婚。我忽然明白，有些缘分早有天意安排。

1980年春节，我和春梅结了婚。婚后的生活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在外人面前她还是那个敢说敢做的性格，但在家里，对我和双方父母却体贴入微。

她不光把家务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特意学会了织毛衣，总在寒冬寄来各种保暖的衣物。

秀敏从不过问我在部队的事，但每当我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

让我最难忘的是1982年那个春天，母亲突发脑出血，抢救过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正是我工作最忙的时候，走不开身。春梅二话不说，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病人的重担。

那段日子，她天不亮就要起床，给母亲熬粥煮药。白天要伺候母亲的饮食起居，还要定时帮母亲翻身按摩，生怕长褥疮。夜里母亲常常失眠，她就坐在床边，一边轻轻按摩，一边说些家长里短解闷。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时候春梅已经怀有身孕，可她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母亲能够自己下地走路，她才松了一口气。母亲常说：“多亏了春梅，要不是她日夜照料，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1985年军队裁员，我转业回到老家，进了派出所工作。基层事务繁忙，常常连续几天住在单位。每次回家，春梅从不抱怨，只是把饭菜热好，衣服洗净。

那几年我得了个人三等功，她比我还高兴，总说：“你把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得起这个家，对得起组织。”

儿子现在已经成家立业，我也光荣退休了。每当回想起当年那个醉酒的夜晚，我都会感激岳母的那番安排。正是她的一番良苦用心，让我遇到了这个表面火爆、内心温柔的好妻子。

人生就像一本书，翻开的每一页都可能出人意料。那些我们以为无法放下的过去，往往会被更好的未来所替代。如今在街上遇到小翠，我们也只是点头示意的陌生人。而春梅，却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退休后的日子平淡而踏实，春梅依然是那个精明强悍的女人，只是脾气越发温和了。看着她在院子里侍弄花草，和邻居们说说笑笑，我知道自己当年没有做错选择。有时候，命运安排的路，未必是我们想要的，但往往是最适合我们的。

素材：肖继成；撰文：老刘； 图/来源于网络侵权删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