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对古老的中国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少有识之士发现，文言文作为我国传统的书面语，虽然语句优美，内容精悍，但是由于晦涩难懂，阅读门槛高，不利于向普罗大众推广。

因此，以鲁迅、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开始推行白话文。

使用白话文所写的文章，明白、清晰、准确、富有逻辑力量，这是文言文所不能比拟的，白话文从而得以迅速推广开来，逐渐成为主流。

当时的北大教授刘半农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他在研究语言文字时，为了更清晰、高效的传递信息而发明了一个汉字。

岂料，他因为这个汉字被中国女性整整痛骂了三年，甚至一度不敢上街，怕遭到人身攻击。

刘半农被骂的原因是当时的女性认为，他发明的这个字是对女性的公然侮辱，简直是不把女性当人看。

由于女性的极力反对，导致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报刊都不敢刊登这个字，唯恐受到牵连。

那么，刘半农发明的汉字到底是什么呢？又为何引发出如此一场风波呢？

刘半农出生于1891年，江苏江阴人，原名刘寿彭，字半侬，后改为半农。

刘半农从小天资聪慧，六岁便能咏诗、作对联，在当地有着“神童”之誉。

清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20岁的刘半农从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回到老家江阴当了一个小学老师。

没教几天书，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刘半农热血沸腾，放下了手中的教鞭，转头参加了革命军，在军中担任文牍，也就是文书。

然而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刘半农来到军队后发现这里军纪涣散，风气腐败，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于是，第二年刘半农离开了军队来到了上海，在中华书局找到了一份编译员的工作。

刘半农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勤奋写作，发表了40多篇他翻译和创作的小说，其中包括安徒生、小仲马、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国外文学大家的作品。

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刘半农也加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1917年，他在《新青年》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章，对文学改良创新提出了自己独到深入的见解。

刘半农的这篇文章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了。蔡元培思想开明，用人不拘一格，他非常欣赏刘半农，虽然刘半农只有中学学历，但蔡元培还是破格聘任他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这在当时也成为一段佳话。

1920年，刘半农赴欧洲深造，在英国伦敦大学的语音工作室工作，之后又转入法国学习语音学，从此醉心于语言的研究，终成一代名家。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一个片段，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三人在雪天相约陶然亭，大雪纷飞，红梅绽放，三人吟诗畅谈，再配上烫好的花雕酒，悠扬的古琴声，浪漫至极，风雅至极。

剧中的刘半农温润如玉，如同一个谦谦君子，不过，真实的刘半农也有他幽默的一面。这里就不得不提他发刊“求骂”的故事。

刘半农长期和文字语言打交道，有一天他突然突发奇想，想写一本收集全国各地骂人的专著，名字就叫《骂人精粹》。

一开始他不知道如何下笔，虽然他社会经验丰富，而且又去欧洲学过语言类课程，但是这些语言和中国本地的方言又不是一回事。

要想把书写好，还得深入一线，收集第一手资料，简单来说，就是听听全国各地都是怎么骂人的。

当时的文人教授普遍接受西方的各种观念，所以也特别喜欢搞一些社会活动。于是，刘半农突发奇想，不如在报刊上征集各地骂人的语言。

原本刘半农心想这只不过是一场学术交流，但是很快他就见识到了一些人骂人的欲望有多强。

首先闻风而来的是作家周作人。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他把绍兴骂人的话对着刘半农骂了个遍。

就在刘半农被周作人骂的头昏脑胀时，刘半农的另一个好朋友赵元任也来了，他操着湖南、四川、安徽多地方言，对着刘半农就是一顿臭骂。

毕竟这是人家主动求骂，不骂白不骂。

更过分的是，刘半农的学生也来凑热闹。在课堂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生对着刘半农就是一阵输出，各种口音、各种语调的骂声在课堂上此起彼伏。乃至于下课了学生们还想继续，刘半农弄招架不住，只得收拾教具匆匆离开。不过，这堂别开生面的“骂人课”也让他收集到了很多骂人方言。

章太炎是当时享有名誉的学者，对语言文学造诣颇深。刘半农于是前往章太炎住所求教。哪知这一去成了“羊入虎口”。

章太炎

刘半农力推白话文运动，主张要用白话文取代晦涩难懂、窒息性灵的文言文。在欧洲游历一圈后，他又大受西方文化影响，认为汉字已经落后于世界，中国也应该效仿欧美，采用拼音文字替换汉字。

其实，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不只刘半农一人，语言学家钱玄同、文学大家鲁迅以及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等人都或多或少的主张废除汉字，用拉丁文字替代汉字。当然，这种想法确实过于激进，不过也代表了对强国之路的另一种探索。

俗话说，凡事必有两面性。既然有人支持废除汉字，那就必然有人反对，而反对的人就是辜铭鸿、章太炎等人。

章太炎学贯中西，看问题更加全面。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一时的落后，不在于文字文化。相反，中国的汉字逼西方文字更加优美，中国的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加博大精深。

因此，章太炎对鼓吹废除汉字的人颇为反感，而刘半农去拜访章太炎，刚好就撞在枪口上了。

刚一见面，章太炎就拿出了他骂人的绝学。章太炎“骂人”与众不同，他是用历朝历代的话来骂刘半农。刘半农被章太炎骂的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而且他还不能回应，只能听着，谁让他是自己来“找骂”的呢。

不过，章太炎毕竟是一代名家，他也不光是图嘴皮子快活，每骂完一句，他都要停顿下来，把这句话的出处讲出来，一边骂，一边进行“学术交流”。

此刻，刘半农才知道自己的学识和这位老先生比起来差远了，也为自己此前的不知深浅而感到惭愧。

眼看着章太炎终于算是骂得差不多了，尴尬得刘半农总算是缓过神来，然后非常小心地对章太炎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借着这个由头他逃出了章太炎的住所，从此再也不敢撩拨章太炎老先生了。

刘半农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发现一个汉语中存在的一个短板。英语里面，男的是“he”，女的是“she”，男女有别，在阅读时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在那个白话文刚刚普及的年代，代表第三人称的只有一个表示男性的“他”，而没有表示女性的第三人称名词。

这无疑给阅读增加了困难，一篇文章下来，通篇都是“他”，很容易让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性别混乱，不知所指，影响阅读体验。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就大量使用“伊”来代替女性，这里的“伊”是来源于诗经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伊”字使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指意不明的尴尬，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伊”只是书面语而非口语，造成了书面语与口语的脱节。

而在一些古代通俗小说，女性角色的指代更加混乱，很多时候甚至直接用“那女的”、“那婆娘”来指代，刘半农认为这种方式既不雅观，对女性也不够尊重。

因此，在翻译时，他新创了一个字“她”，来代指女性。其实，严格来说“她”字并非刘半农原创，早在康熙字典里面就有“她”字，不过这是姐字的异性字，和姐同音。

刘半农大胆地用“她”来表示女性，还提出要用“他”、“她”、“它”三个字来区别指代男性、女性和动物。

一石掀起千层浪。刘半农的本意是尊重女性，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有人却朝着另一面解读了。

当时新文化、新思想刚刚传播开来，男女平等这些新名词方兴未艾。刘半农创造的这个“她”字，被一些女性误解成了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她们认为，“他”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汉字，凭什么只有男的能用，而女的却要找其他的字代替，这本来就是一种歧视女性的表现。

甚至连一些报刊也拒绝刊登含有“她”字的文章。比如影响力颇大的《妇女共鸣》就公开宣称，“她”字去掉了人字旁，这是不把女性当人看，是对女性的公然侮辱。

这些都是刘半农没有想到的，自从他发明了“她”字后，被骂了整整三年，以至于到最后他都不敢上街，怕被反对者当街辱骂和攻击。

不过，这些都没有吓倒刘半农，他清楚自己发明这个字绝对没有侮辱歧视女性的意思，反而是尊重女性，目的就是要解决写文章时性别指代表达不清的问题。因此，他没有退让，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

“她”字最后能被广泛接受，和一首浪漫的情诗有关。

刘半农父母给他找过一桩婚事，女孩名叫朱慧。按照当地习惯，在没有成婚前，未婚夫是不能和未婚妻见面的。不过，接受过新思想的刘半农没有管这些，他偷偷跑到朱家和朱慧见面。

朱慧生的面白貌美，性格温婉，刘半农对她一见倾心。

1910年，刘半农母亲病危，按照当地习俗，刘半农和朱慧成婚，以此来给母亲冲喜。婚后第二年，刘母还是因病去世了。

虽然刘半农和朱慧的婚事有点匆忙草率，但是这并不影响二人感情，从此他们相守了一生。

辛亥革命后，刘半农离开了老家，只身前往上海谋生，留下朱慧一人在在操持家务。朱慧身体本来就不好，繁重的家务活更加让她劳累不堪，期间发生过两次流产。

朱慧第二次流产后，刘半农父亲忧心忡忡，怕刘家就此断后。于是他写信给刘半农，让他找机会纳个妾，延续刘家香火。

纳妾在民国其实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在那个年代，不少名流都留下过风流韵事。但是刘半农拒绝了父亲的提议，他心疼妻子在家太辛劳，于是把她接到了上海一起居住，尽力照顾好妻子。

1916年，朱慧终于怀上了，生了一个女儿。刘半农给女儿取名小慧，代表着他和朱慧爱情结晶，也寄托着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1920年，刘半农远赴欧洲，学习语音学。在欧洲留学的这段时间，经常与妻子朱慧书信来往，两人互相分享生活中的趣事。正是妻子在精神上的支持，才让他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时光。

在此期间，刘半农将他对亲人、妻子的思念，浓缩在笔尖，写成了一首浪漫的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

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刘半农和朱慧

优美的语句，炽烈的感情，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作曲家赵元任对这首诗喜爱不已，主动谱曲，从此广为传唱。人们也渐渐发现“她”并不是侮辱女性的字，相反，是一种尊重女性的表现，就这样“她”字的使用流传开来了。

此后的刘半农，一直致力于语言科学的研究，他的研究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各方面。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他常常外出到各地，与当地百姓沟通交流。

1934年，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足塞外，夜里和同事们在一间乡村草房里休息。

当晚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刘半农则单独架起一张行军床，放在房间正中。睡觉前，刘半农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啊!"

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岂料一语成谶。在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染上了回归热，回北京后耽误治疗，于同年7月中旬离世，英年早逝，年仅44岁。

刘半农的猝然离世，让朱慧悲痛欲绝，她甚至在临终前都没看上丈夫一眼。后来的朱慧也没有再嫁，而是独自一人照顾子女，将他们抚养成人。

闲暇之时，她时常哼起丈夫为她写的诗《教我如何不想她》，每当这时，她总能感觉丈夫就在她身边。

1947年，朱慧去世。按照她的遗愿，子女将她葬在了刘半农身边，“生同衾、死同穴”，至此以后两个人终于可以永永远远在一起了。

除了创造新字“她”外，刘半农所倡导的分段、新标点、拼音在今天也依然在使用着，这些创新举措，使古老的汉字迸发新的活力。

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四十四年，但他的创造将使后代的我们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