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市，这座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城市，其行政区划归属始终牵动着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神经。从元朝行省制度初创到当代省界勘定，昭通经历了从夜郎故地到云南辖区的千年嬗变。
昭通位于滇东北隆起带，乌蒙山脉纵贯全境，金沙江、横江、牛栏江在此交汇，形成"五山四水一分田"的独特地貌。地理位置上恰好嵌入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北距成都400公里，南离昆明300公里，自古便是"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战略要冲。
在地质构造上，其基底岩石与滇中地块同属扬子地台，与四川盆地具有天然亲缘性；在交通格局上，秦汉"五尺道"、唐代"石门道"均穿境而过，使其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南的必经之路。明人杨慎曾评："乌蒙（昭通古称）之险，不在山高水深，而在其绾毂三省之势"——这种枢纽地位，注定其行政区划必然成为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的试金石。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开西南夷设朱提县（今昭阳区），标志着昭通首次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但直至南宋末年，该地区始终处于"半郡县半土司"状态：中央王朝设置郡县的同时，彝族扯勒部、乌蒙部等土司势力长期割据。这种二元治理结构在唐宋时期尤为明显——南诏大理政权控制时期（738-1253年），昭通既是地方政权"东拓"的前哨，又是中原文化"西渐"的跳板。
1276年元朝设乌撒乌蒙宣慰司，隶属云南行省，这是昭通首次明确划入云南行政区划。但这一建制带有明显过渡性：为制衡大理段氏残余势力，元廷采取"犬牙交错"策略，将本属四川文化圈的昭通划归云南，形成行省间的相互牵制。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调整西南疆域，将乌蒙府改隶四川布政司，这一调整持续344年，反映出王朝对"以川制滇"战略的考量。
1726年雍正帝推行"改土归流"，成为昭通归属的决定性转折。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乌蒙地处滇东北，而属四川，如人首之异置，臂指不相使"，主张将东川、乌蒙划归云南。经三年征讨，清廷于1729年完成行政区划调整，并将"乌蒙"更名为"昭通"，取"昭明通达"之意。
这次调整主要是考虑，将原属四川的军事要地纳入云南辖区，消除土司借省界逃避追剿的漏洞。云南铜矿开发需打通东北通道，昭通成为京铜运输枢纽。通过更名消除"乌蒙"的蛮荒意象，强化中央权威。
1950年后，昭通行政区划经历三次重大调整。将金沙江北岸2个乡划归四川会理、宁南，解决历史遗留的"插花地"问题。1974年水富设区，将四川宜宾县安富、水东、水河三公社划入，组建水富区（今水富市），确保向家坝水电站库区统一管理。2001年撤地设市，顺应城镇化趋势，建立地级昭通市，形成"一区一市九县"格局。
清雍正年间将昭通划归云南，本质是构建"大云南"防御体系：东川铜矿-昭通通道-滇中腹地形成战略纵贯线，既可防范缅甸边患，又能震慑黔桂土司。1935年红军长征过昭通时，龙云急调滇军驻防，亦可见其军事价值。
目前这里已探明煤炭储量87亿吨，占云南总储量28%，支撑"西电东送"战略；铅锌矿储量650万吨，与昆明有色冶金基地形成产业链；金沙江航道开发需要跨省协调，划归云南便于统一规划。
2001-2022年，昭通GDP年均增长9.7%，高于同期四川宜宾（8.9%），证明行政区划调整释放了发展动能；依托云南"直过民族"扶持政策，昭通累计脱贫人口185万，贫困发生率从34.8%降至0；成贵高铁、渝昆高铁在昭通交汇，使其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