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生花创作挑战#

有个说法是日本是中国文化书籍的“备份”

在中日两国的书籍交流中，遣唐使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上述对于书籍热心购求的大使等官吏自不用说，跟随使节团赴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包括请益生、请益僧、还学生、还学僧、学问生、学问僧等）也把购求书籍作为主要目的，这在中日两国的文献资料中可以摭拾许多实例。

    比如留学僧玄昉一次就曾携归佛教经论5000余卷。

《续日本纪》卷十六、天平十八年（746）六月十八日条载：“僧玄昉死。玄昉俗姓阿刀氏，灵龟二年入唐学问，唐天子尊昉准三品，令着紫袈裟。天平七年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还归，赍经论五千余卷及诸佛像来。皇朝亦施紫袈裟着之，尊为僧正，安置内道场。”(第三册p28～30)

白雉四年（653）跟随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被赐封赐姓的吉士长丹等赴唐的道照（也写作道昭），归国时也携归了大量书籍。《续日本纪》卷一、文武四年（700）三月十日条载：“道照和尚物化。……初孝德天皇白雉四年，随使入唐。适遇玄奘三藏，师受业焉。……临诀，三藏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而曰：人能弘道，今以斯文附属。……此院多有经论，书迹楷好，并不错误，皆和上之所将来者也。”[6](第一册p22～26)

    此外，被誉为“入唐八大家”的最澄、空海、常晓、圆行、惠运、圆仁、圆珍、宗睿等携归书籍的目录至今尚存。这些目录所载书籍的总数有20000卷以上。如下笔者仅把他们的目录列举如下（同一人的多个书目中，有些书重复出现，特此说明）：

    最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128卷）、《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102卷）

    空海：《御请来目录》（461卷）

    常晓：《常晓和尚请来目录》（60卷）

    圆行：《灵岩寺和尚将来法门道具等录》（160卷）

    惠运：《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180卷）、《惠运律师书目录》（222卷）

    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165卷）、《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131卷）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584卷）

    圆珍：《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156卷）、《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论疏记》（458卷）

     《外书等目录》（115卷）、《青龙寺求法目录》（772卷）、《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

目录》（1000卷）、《智证大师请来目录》（1064卷）

    宗睿：《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143卷）、《禅林寺宗睿僧正目录》（89卷）

 综上可知，在书籍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僧侣的功绩很值得大书特书。他们不仅仅是宗教家，而且还是文化人，甚至是政治家。如果把僧侣排除在外，那么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就变得异常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