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1921年出生。他1938年参加抗战，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长期在湖南任职。

1955年，华国锋的三篇文章《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收到毛主席赏识，进而得到毛主席接见。

当面交谈后，华国锋给毛主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之后的交往中，忠厚少文，朴素廉洁，忠诚亲民的华国锋得到了毛主席的信赖。

在毛主席的提携下，华国锋的职位开始快速升迁，先是在湖南主政一方，1969年当选中央委员，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十大时，华国锋进入政治局，兼任公安部部长。

邓公被撤职后，华国锋出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在粉碎“王、张、江、姚”时立下大功，成为党政军最高职务担任者。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华主席采用使用毛主席的权威和以往政策稳定大局，所以“两个凡是”一经提出，他就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然而，“两个凡是”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包括邓公。且不说“两个凡是”有鼓吹个人崇拜之嫌，在理论逻辑方面就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和错误。

这个有缺陷的理论站不住脚，也是华主席失去威信和领导地位的直接原因。从1976年毛主席逝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华主席的领导地位受到党内外的一致肯定和拥护。

之后，他在外交、思想、经济等领域实行的政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老干部们的质疑，用1980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中的话，总结起来有5点：

第一是“两个凡是”的错误，第二是“继续革命”的观点，第三是对拨乱反正的态度问题，第四是新的个人崇拜，最后一点则是经济冒进。

“两个凡是”被批是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继续革命”被批是“抓纲治国”，“拨乱反正”被批态度消极，“经济冒进”被邓公批评为“重复1958年的冒进错误”。

在这样的情况下，支持华国锋的陈永贵、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人从中央辞职。

华国锋是一个顾全大局，谦逊忠厚的领导人，他后来在大会上坦然接受批评，并做了自我批评。不久后，华国锋也辞去了中央领导职务，离开了政治舞台。

华国锋和邓公之间的交往堪称是君子之交，并非外界所传的那样敏感。邓公复出，也是在华国锋的支持下实现的。

邓公反对“两个凡是”，华国锋也没有阻止“真理标准”的全国进行大讨论。华国锋辞职后，邓公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两人之间工作上几乎没有了交集。

1989年，邓公也辞去了中央重要领导职务，有人问起他对华主席的评价，邓公也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回答，没有任何避讳。邓公一方面肯定华国锋特殊时期的突出贡献，一方面开诚布公地指出：

国锋同志，应该说算不上是一代，因为他没有提出独立完整的理论，也没有进行推进。他有“两个凡是”，但那不是自己的东西，逻辑上也是错的。国锋同志的作用，在历史上是过渡性的。

对于华国锋主政的短暂时期，邓公的评价可谓是一针见血：只是一个过渡，不能称为第二代的核心。

在官方的说法中，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公。

1997年，邓公逝世，华国锋委托别人送去了挽联。2008年，华国锋逝世，官方对其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