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样比，柳传志真是黯然失色“一代资本家”。任正非乃光芒万丈“红色企业家”。天壤之别！天壤之别！

柳传志不是走错路了，而是他走的是他认为正确的路，他的路就是把国家的变成他自己的，把公有的变成私有的，把国家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的路，这就是柳传志要走的路。

熟是熟非一目了然，熟公熟私一看便知。

在1984年，还没有今天的互联网浪潮，也没有资本市场的铺天盖地。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柳传志决定走出中科院的实验室，去闯一个别人不敢想的路。他带着几个同样怀揣梦想的同事，在不到20平米的传达室里开创了联想的最初事业。那时候的他们，没有炫目的投资，没有聚光灯，但正是从这里出发，联想最终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企业。

柳传志在科研领域早已颇有成就，获奖不断。可对他而言，那些奖牌只是摆设。做一个产品，拿出去，别人用得好，这才是真正的价值。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柳传志的想法或许有些“不务正业”，但他的目标很明确：科研成果不能止步于论文，必须在市场上证明自己。于是，1984年科学院提出“科技下海”时，柳传志毫不犹豫地“跳海”了。他并非为了名利，而是真正想让自己的技术走出象牙塔。

当时，柳传志和他的团队过得可不轻松，日常开支、办公设备、甚至连午饭都是问题。早期的联想，和普通的初创小企业别无二致，甚至更为艰难。大家白天忙着研发，晚上还要亲自跑市场。这份创业经历不仅让柳传志更加坚定了“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电脑”的目标，也让联想在拼搏中不断成长。

带领联想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个小团队，走向市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项目多围绕科研而非市场需求，理想化的学术氛围中，讲究技术高端、项目创新，唯独没考虑“市场”二字。柳传志意识到，这种思维如果不改变，发展将被局限。

于是，他一边用“干活人就要拿工资”的市场逻辑激励员工，一边逐渐放下重学术轻市场的“学院派”做法，将科研团队逐渐转化成敏锐的商业企业。联想的成功其实是从小到大逐渐市场化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科研基因也逐渐被商业化操作取代。

但走到今天，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商业化”的联想也迎来了质疑声，尤其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乏力，使人不禁怀念那个科研优先的时代。曾经“科学院”的技术力量是否被消解得太多，或许也成为了柳传志带领联想走商业化道路后的一道现实拷问。

没有科学院背景的任正非，反而更执着于技术创新，他认为核心技术的突破是企业生存的根本。于是，华为在赚取市场红利后，几乎倾尽利润进行研发投入，带头建立起让人惊讶的“集体奋斗”的科研文化。根据统计，华为的研发投入多年来占到其总收入的15%至20%，即便在全球风雨飘摇时，依然坚持不懈。像极了一个“市场化的科学院”，而这正是任正非的目标。

2020年，华为与中国科学院的会谈，既是一场科技对话，也是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展望。任正非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中科院的敬佩，称其是中国科技的“智囊”。多年来，中科院在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的优势使中国科技步入世界前列，而这一次会谈更像是华为与中科院的“智囊联盟”构想的初步试水。

任正非提到“好奇心”，这点格外引人深思。作为企业家，任正非的重视“好奇心”可谓少见，这更显露了他对科研的尊重。科学家的任务不是追逐眼前的利润，而是对未知的好奇，耐心探索。在这方面，华为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耐力，无论是在5G技术的突破，还是在基础科研的投入上，华为都愿意“慢下来”，深入到那些看似漫长却极具潜力的研究中。

与其说他是在谋求与中科院的合作，不如说他是在给中国的科技未来“下注”。在科研投入上，华为的战略已超越了5G技术，扩展至人工智能、芯片设计、材料科学等诸多基础学科，任正非看中的是一条“科技树”的根基，这才是真正为未来创造美好生活的核心力量。

相比而言，任正非显然没有沿用一般市场规则，而是通过学术式的深耕细作，打造起一个在关键技术上独立自主的科技堡垒。他的思维似乎在实践一种长远观念：企业不光是赚钱的机器，还是可以在技术创新上成为“国家队”的角色。

这两位中国商业传奇，虽在名字上截然不同，但彼此的命运和经营理念却勾勒出两条有趣的对比路径：一位将“科学院”改造成了市场化的私企，而另一位却把私企打造成了颇具“科学院”风采的科技高地。这不仅是企业管理的反差，更是两种中国企业家对未来的不同解读。

柳传志的市场化思维曾让联想迅速崛起，而任正非的“学院化”模式则让华为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这不仅是企业家的选择，也映射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化的联想或许在短期内更具盈利能力，但却在核心科技上承受更多质疑，而华为通过科研投入积累的实力，却使其在高科技赛道上成为国际巨头。

今天，很多年轻企业家都面临这个抉择：是要市场还是要技术？或者说，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