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国民党息烽集中营牢房内，一名漂亮的女囚默默地站在那里。

突然，女管理员走了过来：“你被放了，收拾好东西回重庆。”

按当时的惯例说法，这叫“开释”。女囚当然也明白“开释”意味着什么。

女囚非常镇静。她从集中营领出了曾被收存的一只小皮箱，换上了被捕时穿着的那套漂亮的连衣裙，取出丈夫送给她的那枚戒指和一盒胭脂。

女囚告诉身边的难友：“给我化最后一次妆吧。”

张露萍

难友含着眼泪，在她嘴唇上涂着胭脂。女囚安慰难友：“你不要难过，我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

当天下午，随着枪声响起，女囚被国民党刽子手秘密杀害。

由于隐蔽战线斗争的特殊性，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和姓名。关于她的结论也只是记着“与重庆办事处有联系”，在烈士名单中没有提及她的名字。

直到三十多年后，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七位同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跑遍14个省市，联系了中央19个部委，走访了100多位相关人员。这位被埋没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终于重新放出光彩。

她叫张露萍

张露萍，学名余硕卿，曾化名余慧琳、黎琳，于1921年7月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一个贫寒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余泽民是前清的秀才，靠着当私塾先生来维持家里生计，生活艰辛。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余硕卿从小就喜欢读书，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成为一名巾帼英雄，“要效法松柏傲霜临寒而立”，“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她还有个姐姐，被迫嫁给了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当了三姨太，住在成都。穷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让她看清了黑暗的现实。

1935年，余硕卿考入了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她积极阅读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还认识了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军事书记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

两人很快就成了好姐妹。她们在一起谈论未来，谈论女性的责任，谈论民族和个人的前途等等。

张露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硕卿几位姑娘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用自己的青春来报效正值危难的祖国。

余硕卿办墙报、演话剧、搞演说，成了抗日救亡宣传的骨干。

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地予以打压，这让余硕卿内心非常苦闷。她的活动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37年冬天，在车耀先的精密安排下，余硕卿和十几位男女青年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道路。

路途是艰难的。从成都到延安要经过国民党设置的层层关卡。一路上他们遭遇了国民党军官追踪和盘查，为了行程的安全，余硕卿改名黎琳。

琳，美玉，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1938年2月，余硕卿终于到达了延安。

余硕卿的好姐妹车崇英由于幼年时右腿残废，并没有同行。

解放后，车崇英对调查组的人员回忆了这段时间的张露萍：“她聪明、刚毅、天真、活泼，爱唱歌，喜欢打乒乓球。我们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她和我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尽我们赤子之心，渡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

张露萍在延安写的自传

黎琳来到延安以后，被这里的一切深深地吸引，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她也很快就投入到火热的劳动和学习之中。

她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的学习。说起黎琳，延安的许多老同志都熟悉这位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积极的女同志。

学校每次集会，她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尤其是指挥大家唱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因为她指挥得特别带劲，于是大家喜欢亲切地称呼她“干一场”。

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1939年10月，黎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以后，她又来到中央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

组织上为了重点培养她，还安排她在政治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了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和方法。

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学习，为她后来在重庆秘密工作打下了基础。

1939年，经组织批准，黎琳与中央马列学院政治研究室的李清结婚。

新婚不久，组织找她谈话，希望利用她在四川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

尽管新婚不久，为了革命工作，黎琳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

由于任务特殊，黎琳并没有过多地告诉丈夫李清，李清当然也明白妻子即将去执行重要的任务。

启程的前一天晚上，夫妻两人来到了延河边。黎琳凝望着宝塔山的方向，不禁泪流满面。她即将离开深爱的丈夫，离开有着深厚感情的延安。

李清安慰她说：“我们还年轻，党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抛开一切……，我等你平安归来。”

黎琳依依不舍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两人都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诀别。

几十年后，丈夫李清回忆起离别时刻，仍是深情难忘：“当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热乎乎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虽然将要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为人民工作……。”

曾经名扬一时的那个“干一场”，再也没有在延安出现过。不过，几天后的成都街头，则多了一位异常洋气和美丽的年轻女郎。她，就是黎琳，只不过为了工作需要又改了名字叫张露萍。

张露萍

本来组织派她回四川，是利用她姐夫余安民的关系来做川军统战工作的。但是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当时国民党已经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秘密在曾家岩50号周围布置了大量特务来监视。

当时，南方局已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几位秘密党员。

怎样才能让他们获知的重要情报传递到南方局呢？他们不可能亲自来传递情报，太容易暴露了。

恰在此时，黎琳从延安来到了重庆。她刚来重庆，国民党特务对她不熟悉，并且作为女同志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

叶剑英等领导正是看中了这一优势，决定让黎琳改名为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

叶剑英

张蔚林搬出机关，与张露萍在牛角沱找了一处院落，布置成一个家庭。

南方局在给张露萍交待任务时非常明确，领导在军统局电讯处的地下党员，负责传递情报，并伺机在军统局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年龄不到20岁的张露萍就这样开始了秘密的情报工作，成为插入敌特心脏的一把尖刀。

白天他们分头工作，晚上就在这个院落里处理得来的情报。很快敌人的通讯网络分布，敌人电台的密码、呼号、波长等情况，全部掌握在中共手中。

在传递情报的同时，张露萍积极发展组织，又发展了4名党员。经过南方局的批准，他们7人成立了秘密支部，张露萍任党支部书记。

这个新的战斗集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还根据获悉的相关情报，及时地转移了在重庆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

一天夜里，已经是午夜时分，张蔚林和冯传庆叫醒了张露萍。他们两人秘密抄录了一份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情报。

他们对着一本本密电译本，可是就是翻译不出原文来，足见这份电报的重要性。

冯传庆是破译的行家里手，借助美国专家曾经给军统上课的讲义才把电文译了出来。

原来戴笠想派遣一组特务混进陕甘宁边区，让胡宗南设法掩护。

这是一件事关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张露萍迅速把这一情报传递给南方局。

正当戴笠为自己的杰作沾沾自喜时，他派出的特务刚在解放区露面就被抓了起来。戴笠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狡猾的戴笠冷静下来以后，感觉事情蹊跷，怀疑自己军统里面有“内鬼”，于是开始加强军统内部的督察，还让督查室主任刘是军关注电讯部门。

打入军统内部的我特工人员，及时沉默潜伏下来，并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戴笠

1940年春节，张露萍请假回成都探亲了，就在这期间，一件突发事件使她暴露了。

原来，张蔚林在一次值班时，不小心烧坏了一只真空管。该科科长以为是他不安心工作，失职造成的问题，就关了他禁闭。

张蔚林并不知道真实原因，以为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于是，他从禁闭室逃跑，去了周公馆汇报自己可能已经暴露，又返回了军统……

看管人员发现张蔚林不见了，就开始寻找他。稽查人员来到牛角沱他的家，虽然没有发现张蔚林，可是却发现了藏在家中有关军统局的一些秘密，七人小组名单、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等。

戴笠听了特务的汇报，立刻逮捕了军讯处的6人。敌人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还在成都的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病重望妹速返渝”。

当组织得知情况时，已经晚了一步，来不及联系张露萍了。张露萍刚回到重庆就被逮捕了。

张露萍等7名小组成员相继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

蒋介石大骂戴笠： “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

恼羞成怒的戴笠把火气撒在年轻的张露萍身上。在监狱里，特务使尽酷刑，张露萍没有吐露半点秘密。

张露萍

戴笠怀疑是南方局派来的，还故意释放了她，派人在她身后秘密跟踪，看她会不会进入周公馆。

张露萍早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当她经过周公馆时，她知道“家”就在眼前，她是多么想回家啊。

可是她看都不能看一眼，那样就会中了敌人的圈套，她只是从容不迫地离开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特务们没有发现她与“周公馆”有任何联系。张露萍保护了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的安全。

七位英雄多次被严刑拷打，威胁利诱，都坚贞不屈。

尽管他们都已遍体伤痕，但他们笑着，笑他们战胜了酷刑，笑敌人无可奈何。

那一年，张露萍才19岁。正是这群年轻人，差点让蒋介石革了戴笠的职。

1941年3月，七人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张露萍的编号是253。

在狱中，张露萍与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组建狱中中共地下支部，把监狱作为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战场。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在息烽快活岭殉难，年仅24岁。

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难友用石子在墙上刻下一串数字“253/1945/7/14”。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张露萍和她的战友曾一度蒙上 “特务”的阴影。

但是，我们党要对自己的儿女负责。1983年，经过重点调查和反复核实，真相大白，张露萍也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

叶剑英元帅满怀深情地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她是我党的好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