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一般来说，对于隋炀帝杨广的上位，人们都认为其是刻意经营，欺骗了隋文帝和母亲独孤皇后。实际上，隋文帝后来是考虑到大隋的现实选了一位最适合继承自己权力的政治选手。因为，当时的大隋不仅存在地域矛盾，内部的关陇贵族更是对皇权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大隋还有一系列棘手问题急需解决。所以，文帝就只能放弃太子杨勇选了晋王杨广为帝国的储君。
首先，隋朝是以军事手段强势粘合了自西晋永嘉元年（307）至开皇九年（589）持续二百八十余年的乱世，和当年的大秦一样，大隋虽然实现了领土层面的一统，但无论关东还是江南当时并没有被大隋的系统所完全兼容，有两件事情就可以说明：北周大象二年（580）六月，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讨伐杨坚，当时，整个关东基本都响应了尉迟迥；开皇十年（590）十一月，江南皆反。
由此就可见，关陇和关东、江南的关系非常之敏感，必须由一个被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来继承文帝的权力才能保证大隋系统的稳定，相比太子杨勇，晋王杨广显然更合适。
因为，当年在平陈时杨广就给江南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开皇九年（589）元月二十二日，隋军灭陈统帅晋王杨广正式进入建康城。进城之后，杨广迅速打了一套组合拳：斩杀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景这五个南陈佞臣；收取南陈的图籍，封存府库；将魅惑陈后主的张丽华斩杀于青溪。
杨广通过这一套动作迅速就收买了人心，用史书的话来说就是：“天下皆以广为贤。”
也就是说，杨广在灭陈后的第一时间就紧紧抓取了南人的心，就像刘邦当年刚入关中就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约法三章讨好了老秦人一样。而人心就是杨广之后治理江南的最有效“资源”。
而且，杨广还通过在战后迅速稳定秩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这一点，不管是江南人，还是隋文帝，都看在眼里。因为，战后的善后工作其压力一点也不比攻城的难度小。
因此，开皇十年（590），当江南发生叛乱事件之后，文帝就将时任并州总管的晋王杨广调到江都，出任扬州总管，目的就是让杨广稳定南方。杨广在出任扬州总管之后也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将包括虞世基、虞世南，琅琊王氏的王眘、王胄兄弟等江南才俊召入王府为己效力；组织编撰了《江都集礼》1部；积极拉拢佛、道两教有影响力的人物。
为了表示亲近，杨广甚至还说起了当地方言。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江南秩序，还让杨广本人成为江南势力在大隋皇室的代言人。尤其是，杨广坐镇江南还长达十年之久（589——600）。
十年的周期不仅让杨广被南人所接受，杨广更是将江南发展为自己的根据地。
只是，隋朝要想消化江南必须得经过一个极长的周期，在这个过程中，江南的稳定永远是最重要的，而要想稳定江南，就必须得由一个被江南势力所接受的人来继承大隋的皇权。
出于这一点考虑，文帝都只能选杨广。再说，杨广的老婆萧氏也是南梁后裔，有助于杨广对江南势力的拉拢。
萧氏的身份属性也间接助力了杨广 图源/剧照
从杨广后来被立为太子之后文帝以杨广之子豫章王内史令杨暕为扬州总管坐镇江都也能看出文帝是出于稳定江南才选的杨广。
至于关东，杨广也曾出任过并州总管，时间跨度为开皇元年（581）到开皇十年（590），如此长的时间也足够杨广在关东留下自己的痕迹。如果文帝立杨广为太子，关东势力也能接受。
当然，作为皇子的杨广更容易被关陇贵族所接受，尤其是杨广还将包括杨素、宇文述等关陇实力派拉入其阵营的情况下。另外，被杨广所拉拢的朝臣还有右卫大将军元胄、礼部尚书牛弘、将军于仲文等。
由此可见，晋王杨广是一个被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够代表各方的利益，选其为储君的话，大隋消化江南和关东就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杨广在稳定天下层面的作用。同时，杨广比杨勇更有能力驾驭关陇贵族。
首先，杨广是文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这一点已经被现实验证且也被大家所认可，史书对此的形容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更为重要的是，杨广有军功，有足够的威望驾驭关陇贵族。
因为，文帝虽然是皇帝，但本质也是关陇贵族的一员，在大隋没有形成统治惯性之前就必须保证强者坐镇的格局，如此才能避免出现北周宇文氏的皇权被杨氏所颠覆的情况。这一点，在杨坚称帝之前，李德林就给杨坚说得非常清楚：“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未相服从。”
即使杨坚后来积累了平陈和定突厥的军功，但依然不能改变这个严峻的现实。因此，大隋的储君不仅要能力在线，且要有一定的军功才能继承大隋的江山，保证杨氏皇权的稳定。这一点，晋王杨广明显比太子杨勇更具优势。
开皇八年（588）十月，文帝以晋王杨广为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兼行军元帅，负责灭陈的军事行动。虽然此次作战的主要指挥者是上游的杨素和下游的高熲，但杨广作为平陈统帅，这个军功自然是要算到他头上的。
而文帝之所以让儿子挂帅也能进一步看出他的尴尬处境：怕前方军事失控威胁自己的皇权，由儿子来控驭前方军队。这和他在之前对突厥用兵时将北方三分由三个儿子杨广、杨俊、杨秀分别来控制的做法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稳定其皇权。
可这却无形中打破了晋王杨广和太子杨勇之间的平衡，杨广在军功的加持下必然有夺储的想法。这一点，当时的人就已经看出来了，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就曾经认为“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大隋必有内争。而杨广在之后北伐突厥的过程中又积累了军功。
开皇二十年（600）四月初四，为了应对突厥达头可汗的入侵，文帝命晋王杨广和杨素出灵武道出击突厥，隋军取得了斩首千余级，俘百余口，牲畜数千头的战功。这些都是要算到晋王杨广头上去的。
相比杨广，太子杨勇只是在文帝颠覆北周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平定尉迟迥之乱后，杨坚以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坐镇北齐旧地，保证杨坚在关陇代周计划的顺利进行。
在代周的关键时刻，杨勇又被杨坚紧急召回，被任命为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总管禁军事务，为杨坚代周保驾护航。
开皇二年（582）十月初三，在突厥大举南下的危急情况下，文帝又以太子杨勇屯兵咸阳以保证京师长安的安全。
由此可见，杨勇更多是作为文帝的助手，协助其代周、稳定内部，而这些都是不能与杨广所独立建立的军功相比的。
而现实又是，为了驾驭关陇贵族，大隋的储君就必须有军功，出于为大隋的江山考虑，文帝都有必要更立太子。
这是杨广在驾驭关陇内部层面的优势。另外，文帝认为，杨广更适合作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这一点，我们从节俭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开皇四年（584），文帝以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丽为由将其交给有司进行治罪，而他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维持大隋内部淳朴、务实的作风。因为，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江东的东晋和之后的宋齐梁都是因为其内部严重士人化，生活奢靡、务虚而被迅速洗牌的。如今，南陈也因为政治士人化而不断走下坡路。文帝不想大隋也复制这条路。
可以说，关陇贵族是不认可江南的士族文化的，是不允许奢侈、务虚作风影响其战斗力的。
这一点，文帝对儿子都是一视同仁。开皇十七年（597），文帝将时任并州总管的秦王杨俊免官，原因就是，杨俊奢侈好内。在杨俊于开皇二十年（600）六月去世之后，文帝甚至还下令将杨俊的奢华物品焚烧。
另外，蜀王杨秀被处理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对于此，文帝曾对群臣说过这样的话：“自长史元岩卒，秀渐奢僭，车马被服，拟于乘舆。”
可见，文帝是深知奢侈对于大隋政治的深度影响的，为此也不惜严惩自己的儿子。当然，处理蜀王杨秀也是为了给储君提前清障，因为，文帝曾对独孤后说过这样的话：“秀必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矣。”
隋文帝对诸王的处理也是相当严厉 图源/剧照
所以，当太子杨勇生活越来越奢靡之后，文帝就对其极度反感，而这个细节也被晋王杨广精准捕捉，于是就开启了自己的一系列表演：晋王只与老婆萧氏亲近；晋王府里的奴婢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老、丑者；晋王府中的乐器满是灰尘，根本就不用；晋王府中的装饰极其朴素...
晋王的表演精准的迎合了文帝夫妇的心理：文帝需要一个作风朴素的人来继承自己的江山；独孤后厌恶男人沾花惹草。
在文帝夫妇对待晋王和太子的态度发生极大转变之后，朝臣也就敏锐的捕捉到了相关风向，于是都纷纷站队晋王，尤其是杨素。就连文帝都在主动配合晋王，将晋王的心腹宇文述从安州总管调任寿州刺史。
由此我们就可以断定：大隋的储君之争，表面上看是晋王杨广在刻意经营，实际上是文帝有意以晋王代太子杨勇，杨素等朝臣只是配合而已。
而文帝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杨广能同时代表关陇、关东和江南三方势力的利益，又具备驾驭关陇的威望，更能继承自己的政策。
尤其是，不管是之后东征高句丽，还是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还有营建东都，这些都要求自己的继承者有调动一切资源的能力，而杨广显然比杨勇更适合。
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广之后的一系列行为都只不过是延续文帝的政治而已，只是，他太急了。
另外，杨广之所以能夺储成功也是因为其通过多年的经营打造了一个成熟而高效的军政班底，分别有这么几方势力：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江南派；以张衡为代表的并州班底；以宇文述和郭衍为代表的关陇勋贵。
也就是说，大隋的储位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军政集团对另一个集团的胜利。
另外，独孤氏的支持也是杨广能够上位的重要原因。对于独孤氏的能量我们只需记住一点就行：杨坚能够代周本质是杨氏和独孤氏合力拿到的结果。所以，杨广能够搞定老妈就已经拿到了相当有分量的砝码。
杨广的上位主要也是因为独孤氏的支持 图源/剧照
还有，杨广的长子和次子都是正妻萧氏所生，而杨勇的长子却是他和地位比较低的云氏所生。出于为第三代的考虑，文帝也有必要选杨广。对此，独孤氏甚至说云氏所生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杨家的血脉。
只能说，没有处理好母子、夫妻关系也是杨勇的败笔之一。
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太子杨勇被废。十一月初三，晋王杨广被立为皇太子。
而杨广之所以能上位的本质原因是，他同时佩戴了关陇贵族、皇子、功臣这些标签，又能够代表江南势力的利益。
文帝的更立行为完全是为大隋的政治服务。
只是，文帝不知道的是，他这个决定也同时葬送了大隋。因为，杨广虽然条件和大隋的储君极度吻合，但他还是被杨广的刻意经营所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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