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攻克金陵城只是湘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其主要压力都是由曾国荃来承担，但当军事上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作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却不得不面对和朝廷之间的政治战。等于说，攻克金陵城只是天京之战的一部分。
在金陵战事结束之后，曾国藩主要面临这么几方面的压力：部下的劝进；朝廷的政治压制；湘军内部问题。
对于部下的劝进，这里不详说，因为，这个压力对于曾国藩来说相对比较小，他也早就想好了如何应对，当部下看见曾国藩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话进行明志时，大家也就都只能放弃了对他的裹挟。
曾国藩面对的最大压力其实是朝廷的政治压制和因此导致的湘军内部不稳的问题。早在金陵战事结束之前，清廷就已经针对湘军可能的造反行为做好了相关政治和军事安排，曾国藩为了让朝廷放心也在着手裁撤湘军。
此时的朝廷是如临大敌，曾国藩个人也是战战兢兢，双方都在尽最大努力以防事态恶化，发生不可控事件。
很快，左宗棠的一封奏折马上就让局势变得紧张起来。在这份奏折中，左宗棠先是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
之所以说这是个惊天秘密是因为，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太平天国的幼主洪天贵福已经死了。在金陵城破一周之后，曾国藩给朝廷如此汇报：“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
同时，曾国藩还向朝廷提供了洪天贵福可能自焚的版本。这是在审讯太平军俘虏后所得到的信息。总之，这份汇报材料导向了一个结果：金陵城已经被湘军攻克，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也已经死了，太平军对大清多年的威胁已经解除。
朝廷呢，也根据曾国藩的汇报材料向湘军各级兑现军功，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
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在政治生涯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因为，洪天贵福不仅没有死，而且还突围出去了。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天京城破，李秀成带着幼主洪天贵福成功突围，到了城外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坐骑让给了幼主，两人也因此走散。当时，洪天贵福是将头发烫卷装扮成洋人的模样才得以逃脱。在刘汉庆等人的保护下，洪天贵福从淳化经东坝到达安徽广德，不久又被黄文金接到浙江湖州。
洪天贵福逃跑的消息也在李秀成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中得以证实。
所以，曾国藩的行为就成了绝对的欺君。
这还只是其次，洪天贵福的逃跑意味着清廷并没有实现肃清东南的战略目标，如果太平军余部立起幼天王这面旗，那么散落各地的太平军就会在短时间内形成合力，再次成为清廷的巨大威胁。
而现实也是，洪天贵福在被黄文金接到湖州之后就定下了自赣入鄂以图西安的战略计划。对于洪天贵福的号召力可能对清廷造成的威胁，左宗棠在奏折中就说得非常清楚：“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一句“亦未可知”将当时局面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
本来朝廷就对湘军比较敏感，在安排兵力钳制湘军的同时也想通过政治手段对曾国藩进行敲打，左宗棠的奏折正好给了清廷向曾国藩发难的理由，于是，清廷对曾国藩马上就是一顿雷霆输出：“昨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实无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
“茫无实据”“全不可靠”是朝廷对曾国藩汇报材料的政治定位。对于如何处理此事件，朝廷的口吻也是异常严厉：“着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牟从重参办。”
朝廷当时的态度相当强硬 图源/剧照
朝廷要求曾国藩查明洪天贵福的去向，弄清楚从金陵城突围的太平军到底有多少，从重处理相关人员。
本来一个欺君之罪就已经够曾国藩受了，如今，朝廷又严厉要求处理相关人员，这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事情。因为，除了欺君之罪之外，湘军又多了一项冒功请赏的罪名。
如果曾国藩承认洪天贵福逃跑的事实，那么两项罪名都将成立，这不管是对于曾国藩个人还是湘军将士都是巨大的打击：欺君之罪将使曾国藩前期积累的军功和声望荡然无存；冒功请赏将使湘军的军功无法被兑现。
而现实又是，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疑心已经着手在裁撤湘军，湘军将士的心理本来就足够敏感，此时极容易被情绪裹挟着作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还有，曾国藩裁撤湘军是要发放遣散费的。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朝廷所赏的一些虚衔还稍微能安慰一下湘军，让曾国藩解决裁军工作。
但是呢，一旦冒功请赏的罪名落实，湘军将士的这些虚衔可能都要被收回。这对于本来就足够敏感的湘军来说，可能就是点燃内心情绪炸药的火苗，局势就将走向失控。
再说，湘军将士本来就有意给曾国藩黄袍加身，如此一来就可以强行落地他们心中的野望。一旦局势失控，曾国藩一生的努力就将付诸东流。
可能朝廷根本无法共情曾国藩此时的巨大困境，所以才在态度上如此强硬。而曾国藩为了避免局面失控的可能就必须谨慎应对，首先就是不让冒功请赏的罪名成立。
因此，曾国藩先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左宗棠所说的包括洪天贵福在内的数千太平军从金陵城突围的说辞：“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
句容、溧水、建平、东坝均有驻兵，不可能不会发现二三千之众的太平军，左宗棠所指责的在理论上不成立。
当然，这也是曾国藩为什么会坚信洪天贵福已死的原因，因为从技术角度进行分析，其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大。
只是，这个论点对于二三千太平军来说是成立的，但对于只带了数百人的洪天贵福却是不成立的。事实是，洪天贵福真的逃了出去。
不过呢，曾国藩毕竟是政治高手，善于在文字中纵横捭阖，他并没有在洪天贵福之事上做过多纠缠，而是针对左宗棠所说的数千之众进行辩驳。对于洪天贵福，曾国藩则是积极表态：“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发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
对于朝廷要求查办相关人员的命令，曾国藩则又玩起了文字游戏：“至防范不力之员牟，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
将朝廷口中的有关人员放大为湘军整体，从而向朝廷传达难以处理的意思。既不与朝廷针锋相对，又不会因为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引发湘军内部的地震。
湘军当时的情绪相当敏感 图源/剧照
完了，曾国藩又笔尖一转，转移矛盾：“且杭州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还是先把左宗棠的问题处理了，完了再处理湘军的问题。
最后，曾国藩为了化解尴尬，缓和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又将全部的功劳让给了朝廷：“今之逆贼无几，渠魁就擒，盖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
毕竟，也不能和朝廷硬刚到底。这一顶高帽完全可以缓和朝廷和曾国藩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能在让功的同时卸掉造成洪天贵福逃跑的罪责。
这就是曾国藩的厉害之处，笔墨之间全是战略战术。
当然，曾国藩之所以敢如此硬刚朝廷也是因为地方势力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强势崛起，曾国藩有底气，不然，他是根本不敢如此强硬的。
不过呢，相比湘军可能的哗变，与朝廷之间的政治博弈所带来的压力毕竟要小。为了大局，曾国藩也只能如此。
曾国藩此举不仅报复了左宗棠的参劾，又成功转移了矛盾，确实是老辣。接着就是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口水仗，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往。
本来，朝廷完全可以以调停为由趁机进行收权，解决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外重内轻的失衡格局，将地方势力对朝廷的威胁性降到最小，但当时天下毕竟还不太平，还要重用曾国藩和左宗棠，所以朝廷此时是断然不敢如此做的。
为了平息曾、左两个地方大员之间的矛盾，朝廷就只能作相关妥协：“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笔者实在都怀疑这是曾国藩为了化解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和左宗棠故意导演的一出戏，目的就是为了转移矛盾，将湘军和朝廷之间的矛盾缩小为湘军和楚军、曾国藩和左宗棠个人之间的矛盾。
按照如此逻辑推理，左宗棠的那份奏折就大有深意，明显是带有某种特殊目的。
当然，随着洪天贵福被抓，太平军余孽对朝廷的威胁降到最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金陵城破之后是曾国藩和湘军最危险的时候，曾国藩通过一套组合拳既拒绝了湘军将士的劝进、打消了朝廷对其个人和湘军集体的怀疑，又避免了湘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哗变。
当政治层面的战争结束之后，所谓的天京之战才算正式收尾。
战争，从来都是分为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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