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世纪，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大降温（小冰期）席卷了整个北半球。在亚欧大陆，严寒驱使众多的北方游牧族群南迁，就像同时推倒了好几处纵横相连的多米诺骨牌，最终形成了一个波及整个“文明世界”的大乱世。在西方，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等罗马人眼中的“蛮族”南侵，西罗马帝国被摧毁——欧洲史学称之为“蛮族入侵”，而在东方，数支游牧民族也大规模迁徙到南侵腹地，这便是我国古籍所谓的“五胡乱华”。

天灾还是人祸？五胡乱华为何会发生？

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成汉政权和刘氏政权建立的公元304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的公元439年结束，这段魏晋之后、南北朝之前的历史，着实有点令人困惑。因为此时活跃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是一些我们相对陌生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简称“五胡”，不过事实上，这五胡只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

在西晋之后长达130余年的混战中，五胡驰骋中原，建立起的时间相对较长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权就有“十六国”之多，这些政权强弱不等、大小各异，跟欧洲中世纪的乱局颇为相似。持续135年后，随着北魏统一北方才终结五胡乱华的时代，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但最终结束南北分治局面，还要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并于589年灭陈朝。

五胡乱华的起因，除了自然因素外，也跟西晋内部八王之乱后，国力衰弱无力阻挡关外游牧民族内迁有关。由于历经三国60年的战乱，中原人口锐减，魏晋便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人数达数百万，其中匈奴约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约250万等。

但随之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爆发，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会风气的畸变，“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崩溃，西晋的国力被消耗殆尽，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爆发形成“五胡乱华”，把整个北方推向了动乱的深渊。

充斥着动荡和血腥的至暗时刻

匈奴、鲜卑、羯、羌等北方少数民族进一步南徙，进入黄河流域与当地汉族人杂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曾经是汉族聚居地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陇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人。

其中匈奴南下可以说是五胡内迁的序章，匈奴在历经两汉的打击后，分裂为两部分，北匈奴向西迁至欧洲，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附东汉，其数万部众被安置在河北至甘肃的长城沿线。约一百年后，南匈奴发动过一次叛乱，但很快被东汉平定，其民众被继续往南迁移，一直来到了山西中部的汾河流域。

公元291年西晋历时16年的内战—“八王之乱”。在权力真空之际，匈奴趁机大规模移民占地盘，20多万匈奴人口，纷纷迁徙到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境内。304年，山西太原一带的匈奴贵族刘渊积蓄了足够力量，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王朝，史称“前赵”。不久后，前赵迁都长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在匈奴之后，还有羯、鲜卑等少数民族闻风而动，特别是与匈奴关系密切的“羯人”，它们原本生活在西域，归附匈奴后也被称为“匈奴别部”，与匈奴同进退。西汉时已有部分羯人居住在河套一带，东汉时，羯人的脚步追着南匈奴，也进入宁夏和山西，甚至接近当时的首都洛阳。

到了西晋，山西已经成为羯人的大本营，羯族著名的首领石勒就出生在上党武乡（今山西省榆社县）。在匈奴的前赵政权之后，石勒建立了“后赵”，疆域最大时几乎囊括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后赵建国后，羯人的分布区域铺展开来，内迁的人数不少于30万人。石勒去世后，他的侄子石虎篡夺了王位。

石虎是十六国时代最臭名昭著的君主，他荒淫残暴，肆意奴役和残杀汉人，激化了民族矛盾。后来，汉人将军冉闵推翻了羯族政权，建立冉魏，随即颁布了一道“杀胡令”，号召各地汉人“清扫中原”，一时间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的无数羯人遭到灭族式屠杀，从此再无力恢复。这是十六国史中最为血腥的一段。

当然还有同汉民族一样都是农耕民族的氐人，他们的姓氏皆为汉姓，多精通汉语，曾广泛分布在川西北和陇南地区，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不过由于族群汉化程度很高，南北朝以后氐人逐渐融合于周边的民族之中。

至于鲜卑，限于篇幅和鲜卑本身的影响，下期我们单独拎出来细讲。总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既是北方汉族的浩劫，造成了人口数量剧减，但相对应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特别是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统治中心也不断迁徙，随之迁徙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民族成分，比如北魏先是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后又在孝文帝时期迁都洛阳。

五胡乱华既是“汉化”也是“胡化”？

杂居的结果是相互融合同化，民（少数民族）中有汉（汉族）、汉中有民，民中有民，主要同化于汉族之中，所以从两晋到南北朝以后，匈奴、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便告消匿。这很大程度上跟五胡居"中国"而变华夏有关，也就是五胡占据中原后便用汉族礼制，以中夏自居，称其他胡人为戎狄，称避居江南的东晋为“扬越”，视作“蛮貊”。

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鲜卑等族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的《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放眼中华文明五千年，游牧民族统治北方乃至全境的时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不过史书基本是由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是农耕文明的视角，对游牧民族的描写，基本都是“烧杀抢掠、屠城奸淫”。

这样的历史注定只能算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是传唱在广袤的草原上、艰难沙地中的史诗。就像中国八大古都、世界四大古都之首的西安，它既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也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都城，而后面这几个朝代均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可以说西安的历史，就是农耕的汉民族与游牧或半牧半农的少数民族轮番的演绎。

所以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我们的历史，既是游牧民族“汉化”的过程，同样也是农耕民族“胡化”的过程。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融合的。游牧或半牧半农的少数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互相争斗，不断融合，互相带来新的技术和思维，互相逼迫促进对方不可松懈，终形成了我们无比精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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