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革命伉俪，在那几十年风雨飘摇的岁月中，二人始终不离不弃，推动并见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发展。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邓颖超晚年在接受访问时无意间提起，除了她之外，周总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还有一名妻子。
得知这个消息，人们不禁感到诧异。
要知道，这对革命夫妻相濡以沫，彼此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和忠诚。
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出身患癌症后，曾给邓颖超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二人的感情本就坚如磐石。
就在疑惑的众人纷纷出言提问时，邓颖超又提起一个细节：“一直以来，我都不让她穿高跟鞋，还特意让人做了一双平底的鞋子”。
那么，这位在革命年代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女子究竟是谁？邓颖超为何拒绝让她穿高跟鞋呢？
原来，这个女子名叫杨庆兰，比周恩来总理小12岁，比邓颖超小6岁。
杨庆兰191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恰逢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命如草芥，一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让她有个好归宿，父母在杨庆兰16岁的时候便托媒婆说了一门婚事，对方家境殷实、在信阳地界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女儿嫁过去肯定能过上好日子。
在那个时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短短八个字就能决定青年男女一生的归宿，所以父母并没有问过女儿的意见，就早早地与对方家中立下了婚约，几个月后便举办婚礼。
机缘巧合之下，尚被蒙在鼓里的杨庆兰从邻居口中得知了消息，对于这种操办婚姻她自然是不肯接受的，于是便跑回家中质问起来。
“爹、娘，你们把我卖了？”
杨庆兰没有任何拐弯抹角，言语十分直白，因为在她眼中，父母的行径就是在卖女儿。
眼见事情瞒不住，父亲索性铁青着脸说道：“女大当嫁，你迟早都是要嫁人的，爹娘只是给你寻个好人家”。
而一旁的母亲则走上前去，牵起杨庆兰的手苦口婆心地劝说道：“我们也是为你好，人家有花不完的钱，你过门之后等着享清福就好了……”
还未等母亲把话说完，杨庆兰便用力抽回了手，一脸的厌恶：“你们倒不如跟我说，把我卖了个好价钱，足够你们大半辈子吃喝不愁”。
“啪”的一声，父亲便一巴掌打了下去，她的脸上很快也浮现出一个鲜红的掌印。
然而这场争执并没有结束，从小就向往自由的杨庆兰自然不肯坐以待毙，等到临近婚期之时，她便逃离了这个家，孤身一人朝着千里之外的武汉赶去。
过去的16年时间里，杨庆兰并没有出过远门，这次离家出走为什么直奔武汉呢？
原来她听同学们讲，黄埔军校在武汉设立了分校、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而且正在招收女学员。
得知这个消息，杨庆兰动了心思，她也想成为像花木兰、穆桂英那样的巾帼女英雄，于是便千里迢迢赶去武汉，最终顺利进入了学校的女生队。
剪去长发、换上军装的那一刻，杨庆兰迎来了人生的蜕变。
虽然每天的高强度体能训练，让她那瘦弱的小身板不堪重负，但顽强的意志力一次次推动着她完成训练考核。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在军校的日子里，杨庆兰与不少同期的共产党员成为朋友，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渐渐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不久之后加入了共产党。
然而不久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革命形势岌岌可危。
在这片白色恐怖下，以周恩来、贺龙、朱德等人为首的革命家开始秘密筹划南昌起义。
与此同时，杨庆兰和同伴们也接到组织上的任务，要她们沿着长江赶赴南昌，加入起义队伍。
可等他们赶到半路的时候，却突然听到消息，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分批南下，这时大家伙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要么继续南下寻找队伍，由于通讯不畅、再加上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这个过程必定十分艰辛；要么就地解散，各自寻找出路。
杨庆兰自然是铁了心要去寻找起义部队的，可是身边的很多同伴却纷纷打起了退堂鼓，甚至四处散播消极的情绪。
“咱们都不知道大部队去了哪里，说不定早就被军阀们打散了，再找下去也是白费功夫”。
每当听到这样的说辞，杨庆兰总是嗤之以鼻地呵斥道：“我相信革命的火种是绝不会熄灭的，你们要是贪生怕死就走好了”。
此言一出，同伴们便安静了下来，谁也不敢再说一句丧气话。
大概过了十几天的时间，她们终于在江西抚州追上了大部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批女红军战士。
不久之后，杨庆兰便被分配到20军第3师的宣传科。
但由于反动派的追兵不断，战士们时常会和敌人的追兵展开遭遇战，在武器装备和人数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红军部队伤亡不断。
看着伤员们痛哭的模样，杨庆兰主动找到军长贺龙，要求把自己调到战地医院去。
听到这个想法，贺龙忧心地说道：“宣传科起码算是后方，没有什么危险，快要真的调到战地医院，随时都要到前线去护送伤员，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杨庆兰并没有被这三言两语吓退，目光反倒更加坚定：“我既然找到了红军，自然是不怕牺牲的。再说了，女子也不一定比男人差，历史上的巾帼英雄可是比比皆是”。
看着眼前这个小丫头一脸认真的模样，贺龙不禁点了点头，便特批让杨庆兰进入战地医院。
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杨庆兰便穿梭在狼烟遍地的战场上，背起伤员飞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有好几次，敌人的子弹从耳边、头皮上呼啸而过，炮弹在自己身旁爆炸开来，杨庆兰都无所畏惧。因为在她的心中始终坚信，只要跑得够快，敌人的子弹、炮弹就追不上自己。
1927年9月，起义部队来到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一带，朱德、周士第主动提出带领一小部分部队在此打阻击，掩护大部队转移。
可没想到的是，红军虽然在三河坝成功拖住了敌人三天时间，可大部队在转移到潮汕地区之后，却与敌人对战的过程中失利。
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朱德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前往湘南。
作为一名军事家，他敏锐地觉察到，倘若带领剩下的部队继续前往潮汕，恐怕也要面临腹背受敌的危机，搞不好还会全军覆没。
而眼下，毛主席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在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倘若与之会合必然大有所为。
然而就在部队行军的过程中，反动派已经集结了五个师的兵力，在他们的必经之处茂芝村布下天罗地网。
想要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部队就必须加快步伐，以最短的时间从敌人的缝隙处穿过去。
而急行军十分考验战士们的体力，就算是成年男性都吃不消，更何况是杨庆兰这样的女同志。
考虑再三之后，朱德便找到了她，希望她能带领部队的女同志离开队伍，前往武汉联系潜伏在地下的同志，等待组织上重新分配任务。
杨庆兰自然明白朱德的良苦用心，第二天一大早便带领同伴们奔赴武汉，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她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并顺利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不久之后，杨庆兰便被派往上海，任务则是留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身旁做“内交通”。
此时，周恩来已是中央的组织部长、同时在上海负责安全工作，邓颖超则担任上海中央妇委书记，负责妇女工作。
“内交通”的工作顾名思义，协助周恩来夫妇之间进行联络，保证他们的安全，除此之外还要单独执行一些临时的任务。
作为黄埔军校出身的女兵，杨庆兰自然身手了得，保卫首长的安全不在话下，但上海毕竟是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各色人员齐聚于此，如何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发现是一大难题。
为了及早地适应特工这一身份，杨庆兰便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学习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如何靠乔装打扮来掩护自己。
而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杨庆兰面对不同的人、需要经常变换身份，与邓颖超外出执行任务时，二人之间经常以姐妹、姑嫂、主仆的身份迷惑敌人。
可和周恩来外出时，该选用什么身份呢？
对于这个问题，三人犯了难，最后还是邓颖超主动打破了这一僵局。
“你们不如就扮成夫妻嘛，只要表现得自然一些，想必他们也不会怀疑的”。
见邓颖超说得如此轻松，杨庆兰倒有些窘迫。
但毕竟是为了革命工作，她最终还是做好了思想准备，与周恩来假扮成夫妻出入于上海的高级场所。
而为了保证万无一失，邓颖超还特地抽出时间教会了她许多上流社会名媛们的应酬技能。
杨庆兰头脑灵活，很多东西一学便会，不长时间她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模仿得十分到位，与那些真正的上流名媛们交际时，显得极为自然。
可后来，邓颖超却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杨庆兰的个子太高了，足足有一米七，这在当时以娇小玲珑为美的女性群体中可以算作“异类”。
而且，她和周恩来假扮夫妻外出时，站在一起总感觉不是那么协调。
于是邓颖超便交待道：“以后出门不要再穿高跟鞋了，容易被人注意到”。
闻听此言，杨庆兰颇感为难。
“可是那些太太们都是穿着高跟鞋，我要是身上穿着旗袍，脚上却穿着一双布鞋，那也太奇怪了……”
这一点邓颖超怎会想不到呢？
只见她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盒子，打开后一双做工精美的平底鞋，并递到了她的面前。
“这个是我前些天托人定制的一双，除去没有鞋跟之外，和那些阔太太们的鞋子没什么不同。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不小心碰到了脚，医生嘱咐不能穿高跟鞋，否则不利于伤口恢复就好了嘛”。
在邓颖超的悉心教导下，杨庆兰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待的任务，收集大量重要情报，为革命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杨庆兰和黄玠然相识，并且很快互生情愫。
黄玠然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并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事务，而且长得仪表堂堂。
周恩来夫妇很快也发现了二人的关系，便决定成人之美，为他们举办一场婚礼。
可当他们表明态度之后，却引起了杨庆兰、黄玠然的强烈反对。
毕竟杨庆兰还是周恩来明面上的“妻子”，倘若真的举办婚礼，被特务发现了那还得了？
得知他们的担忧，周恩来宽慰道：“放心吧，咱们来个瞒天过海，敌人肯定是不会知道的”。
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黄浦区思南路的一个小酒馆、也就是上海中央的秘密联络点里，举办了一场秘密婚礼，前来参加的人数寥寥，却都是潜伏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
虽然没有鞭炮礼花、也没有丰盛的宴席，但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以及证婚下，杨庆兰、黄玠然还是步入了甜蜜的婚姻殿堂。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对革命伉俪一直都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家中没有太多的装饰，一张床、一张桌子、两个旧书柜、以及一组沙发和几个凳子。
即便如此，当二人被组织上告知，可以分配一套面积稍大点的房子时，他们还是一口回绝了。
“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可不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不是为了自己吃得好、住得好，而是想让老百姓有田种、有粮食吃。我们嘛……有个地方睡觉就满足了，不在乎那些”。
这份高尚的品德，值得后世人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