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在读书时是儒家，在做官时是法家，在失意时是道家，在绝望时是佛家。

文人们在其一生中并不单纯扮演某个固定的角色，他们不是通常认为的简单的儒家信徒。

正因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本身是世俗的因而也是易变的，所以读书人们身处不同的场景便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文人们的人生规划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他们从小被灌输儒家的那一套学说，接受儒家思想主导的教育，以儒家所教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儒家理论倡导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成为所有古代中国文人们的行动指南和道德规范，也是他们得以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古代中国就是以儒家学说来选拔人才的。

如果书生们仅以儒家学说为入仕的工具，内心并不真正信奉它，为官处世时更为务实一些，可能在官场上还能混得风生水起。

而那些对儒家那一套教条深信不疑的儒生，不顾客观实际，不谙世事，不懂人情世故，企图用儒家理论来治理国家。那只能称之为书呆子，其下场注定是不得志，顶多是滑稽地成为皇家的摆设或者娱乐工具。

稍有独立思维的人都明白儒家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它在现实世界中特别是治国理政方面丝毫没有实用性，依靠科举成功入仕而又平步青云的文人，深知此中玄妙。

有所成就的文人无不在做官之后抛弃儒家的那一套，他们深知，儒家学说只适用于教化百姓，真正治国理政还是需要法家理论。

所以，古代成功的官员们清一色是外儒内法的典范。

法家是非常清醒的，自然也是相当务实的，自商鞅变法以来，它就为君王们提供了富国强兵、治理天下的最佳理论和手段。而历代王朝的强盛无不是因为采用法家政策而来。

历代君王们以儒家教化百姓，以法家治理天下，他们需要的自然是深谙此道的文官。

这就是古代文人之所以做官时是法家的原因所在。

历朝历代总会有为数不少的失意文人，即便是旷古盛世时期也总有文人郁郁不得志。

他们失意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出身非名门望族，有的生不逢时，有的犯了致命错误，有的得罪了权臣。

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文人们失意的主要原因。

过于理想化，迷信儒家忽悠人的治国理论，过度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完全不理解政治的复杂性，不懂得人情世故，是古代儒生们的通病。

如此模样的文人自然是活在理想的乌托邦里，完全不懂现实世界的真实需要为何物。他们因毫无实用的文才而恃才傲物，指点江山，胸中却无半点真正治国理政所需要的实学。更不懂得官场的险恶、人心的复杂。

既无治国之才，又自命清高，还容易得罪人，自然易被排挤，得不到重用，成为边缘人，失意就是必然结局。

失意文人自然需要寻找排解忧愁消除失望的精神寄托，道家思想最合适不过。

他们急需逃避复杂的官场，寻求心灵的慰藉，否则只能一生愁苦。

道家的消极避世、自由洒脱、清静无为，颇能安抚文人们失落的心理，成为医治他们心灵创伤的良药。

于是，失意文人们就过着纵情山水、琴棋书画的日子，终于得到了心理平衡。

另一类失意文人则走向了极端。

他们心中儒家理想的崇高美好被现实击得粉碎，而这些文人们又始终不放下、放不下。

这一对矛盾不断升级不断激化的后果，自然就是导致他们内心极度痛苦，最终令文人们彻底绝望，终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从此，谈经论道不问世事，成为这部分文人的生活模式，也是他们注定的归宿。

古代的高僧多是失意文人，这就是个中缘由。

儒释道法之所以长期共存，其实是因为它们是统一的，是服务于不同环境需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满足文人士大夫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是他们内心渴求的系列灵魂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