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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侯哥说历史
前言
1997年在《百年恩来》的电视拍摄现场，周恩来的嫡长侄女周秉德展示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上面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这张照片背后有周恩来的亲笔字迹：“爹爹遗像”。这张照片是周总理深情的承载，也是他一生中的深刻记忆。究竟这张照片对周总理意味着什么？
1976年1月8日，北京传来了一则让整个国家悲痛的消息，周总理在这一天去世了。
整个国家陷入深切的哀悼之中。三天之后的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了无数群众在周总理的灵车后自发行进，默默地送他最后一程。
当人们面对周总理的遗体时，许多人心中涌起了一个念头，希望能永远保留他的遗容。然而周总理生前已有遗嘱，他坚决选择火化，并将骨灰撒回了大海，以此方式回归自然。
周总理作为一代伟人，人民心中的好总理，如此平静地与世长辞，留给后人无尽的追念。
周总理的逝世对于他的妻子邓颖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两人曾携手共度无数风雨，共同经历了无数国家大事。邓颖超长时间无法从丈夫的离世中恢复过来。
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数月，邓颖超常常独自坐在家中，眼前摆放着周总理的遗照，沉默不语，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1976年5月24日的夜晚，邓颖超独自在家，她手中捧着一个黑色皮夹，这是周总理的一些私人物品，她刚从保险柜中取出。
这时外面天色已暗，庭院中的花儿凋零，昔日热闹的家显得格外冷清。这片寂静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打破，邓颖超抬头一看，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
周秉德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共同抚养长大的，对这对夫妇充满了感激。这天她提早下班，特意来陪伴孤单的邓颖超。
“七妈”，周秉德轻轻地叫了一声，试图不打扰到邓颖超。邓颖超看到是她，勉强露出一丝微笑，递给她手中的黑皮夹，“这是你伯伯的遗物。
周秉德小心翼翼地打开皮夹，发现里面整齐地放着几封私人信件和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中是她的爷爷周贻能。
她轻轻地抽出照片，看到背面写着“爹爹遗照”四个字，笔迹属于大伯。
周秉德感到意外，她虽然知道周总理和他的母亲们的故事，却鲜少听到提及自己的祖父。偶尔提起，周总理也只是说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正直”。
但从这张珍藏在皮夹中的照片看来，显然周总理对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使周秉德心中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周总理很少谈及这些往事呢？
带着这个疑问，她询问邓颖超关于祖父的故事。邓颖超缓缓地讲述起来，仿佛时光倒流，她正襟危坐地揭开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周恩来的祖籍位于风景如画的浙江绍兴，这是一个诞生了众多杰出人物的地方。他的祖父，周攀龙，是一位学识丰富的师爷，深受人们敬称为“周老夫子”。
由于工作的关系，周攀龙与他的弟弟周亥祥合资在江苏淮安购置了一处宅院，将家眷迁至此地定居。这座宅院见证了周恩来总理的降生，成为他的第一片成长天地。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原名周贻能，字懋臣），年轻时曾考取秀才。他的母亲万冬儿，被人亲切地称为万十二姑，她拥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曾短暂接受私塾教育，在成年后拒绝了传统的缠足习俗。万十二姑的家族因看重她的开明和教育背景，将她嫁给了家道中落的周贻能。
1898年3月15日，周恩来在这对夫妇的怀抱中诞生。但他的童年并非充满欢乐。出生次日，万氏家族的长辈去世，使得母亲万冬儿悲痛欲绝，无法亲自哺育新生的周恩来，只得寻找奶妈来抚养他。
接连不断的家庭悲剧，如周攀龙的去世，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困境。周贻能被迫四处奔波，从事幕僚和私塾老师的工作，几乎无暇顾及家庭。
在周恩来一岁时，家族中的另一位成员周贻淦因肺结核病重，家中为了祈福冲喜，将周恩来过继给他，希望能延续家族血脉。然而不久后周贻淦仍然去世。留下他的妻子陈氏，一位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妇人，在年仅22岁便守寡。周恩来的加入，为她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
陈氏温柔敦厚，还继承了家中的学问，她开始教育年幼的周恩来，从最基本的读书写字开始。到了周恩来四岁时，他已能流利背诵数十首唐诗，五岁时，陈氏便送他进了私塾，并为他取了“恩来”这个名字。
虽然周家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陈氏却毫不吝惜投资于周恩来的教育，多方请教育资源，确保他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正是陈氏的熏陶和教育，塑造了周恩来日后的人生道路。
由于家庭财运突变，周恩来的母亲和舅舅赢得了一场意外的彩票大奖，这使得周恩来得以离开陈氏，跟随母亲万冬儿前往清江万家居住。
但生活的残酷并未就此止步。虽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的健康却日益恶化。周恩来不得不在年仅九岁时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往返于当铺和药铺之间，用家中的宝贵物品换取药物来治疗母亲的病痛。
1907年，万冬儿终因病去世，周贻能当时在外地打工，悲痛之余未能及时赶回与妻子告别。
当时周恩来的外婆对丧葬的要求过于苛刻，使得周贻能无力满足安葬妻子的条件。在无奈之下，周贻能只得将妻子的棺木暂寄于清江浦的一座简朴庵堂内，随后又匆匆外出寻找工作。
周贻能经济窘迫，无法单独承担家中众多孩子的生活费用，因此他的兄弟周贻赓不时从东北寄钱帮助维持家计。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周恩来与两个弟弟及其伯父周贻奎和伯母杨氏一起同住。周贻奎因患腿疾行动不便，周恩来便常常承担起家中的重任，如将家中衣物拿到当铺换取微薄的生活费，以维持家庭基本生计。
1909年秋天，周贻能的堂兄周济渠被任命为铁岭税捐局主任，他计划在武汉出差期间顺道办理家务。周贻赓和周济渠讨论后，决定将周贻能和周恩来接到东北去。周济渠在武汉完成公务后找到周贻能，并一同前往南京。同时，周恩来也在姑父王言伯的陪同下来到南京。
三人在南京汇合，随后前往上海，并乘坐海轮北上，最终在营口登陆，他们的第一站是铁岭。
周恩来的东北之行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在那里他第一次深入接触到了当时的先锋思想，学习了革命的先进理论。面对当时国内混乱不堪的局势，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豪言。
周恩来回顾这段经历时常感慨，若非这次北上学习，他的人生轨迹将截然不同：“这次离家北上，对我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这段经历，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此时周贻能也在亲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使得父子俩能够有更多的相聚时光。每当与父亲团聚，周恩来总能暂时放下重担，展现出年轻人特有的天真与活泼。
每次与父亲的再见，都让周恩来加深了对学习的执着，他明白自己的家庭不是唯一面临贫困的，而是有无数家庭同样困顿。在那个时代，唯有奋起直追，才可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周恩来的勤学不辍，最终使他以卓越的成绩考入了声名显赫的南开学校，而与父亲的距离也因此再次拉远。
在学习的道路上，每当节日来临或夜深人静之时，周恩来的思念便会泛滥成诗，如1916年除夕夜，
“今日为旧岁除夕，家家户户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南方有家人团聚守岁的习俗，不知北地是否也如此？北堂已久未有父亲的呼唤声。回想儿时依偎在父膝之下的情景，今夜尤为思念，泪水不禁湿润了枕边，竟夜难以入睡。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毕业后，毅然决然前往日本继续深造，进一步为救国图强铺路。大洋彼岸的父子，唯有在周恩来的暑假才有机会短暂相聚。
每次和父亲的重逢，都是泪水与笑容交织的时刻，离别则总是带着沉重的忧伤。“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周恩来在心中默念这首自己所写的诗，每一次告别都像是一次心灵的折磨。
投身革命后的周恩来，虽然父亲周贻能不完全理解革命的深意，却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他，成为儿子坚实的后盾。周贻能的父爱深沉而不显，始终为儿子的安危忧心忡忡。
1927年，当周贻能在报纸上看到周恩来在上海参与革命的消息，忧虑与思念驱使他不顾一切地赶往上海。尽管“四一二”政变使得形势动荡，危险无处不在，周贻能仍坚定地留在儿子身边，参与了一些革命的辅助工作。
后来周恩来因任务需求从上海撤离，周贻能却不得不回到东北继续他的生计，但他始终通过报纸关注儿子的动向，心系儿子的安全。
1930年，当报纸上出现国民党悬赏捉拿周恩来的消息时，周贻能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刻决定再次前往上海，不顾一切地参与地下活动，成为儿子的保护者和帮手。
1935年，周贻能终于有机会将妻子安葬于淮安，心中多年的重担终于放下。对于他来说，只要儿子周恩来平安，其他一切都可放心。
1938年随着形势的一丝好转，周恩来邀请在天津谋生的周贻能到武汉与他共同生活，此后无论是武汉还是重庆的红岩村，父子二人终于可以常在一处。
在重庆红岩村的日子里，周贻能的生活相对清闲。作为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唯一的乐趣就是偶尔饮酒。而周恩来出于对父亲健康的担忧，经常嘱咐他节制饮酒。虽然周贻能对此有所不满，但内心深处明白儿子是为了他好。
一天，周恩来的助手张颖前来探望周贻能。自从安定下来后，周贻能的日常除了偶尔帮忙查看仓库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可谓寂寞难耐。张颖的到访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久违的交流让他倍感亲切。两人谈话中，周贻能忍不住吐露对于儿子管束饮酒的微词，表达了自己宁愿节食也要享受小酌的乐趣。
周贻能虽有所怨言，但更多的是理解和接受。在张颖离开时，他特意嘱咐不要让周恩来担心，强调自己身体尚好，希望儿子不必为他操心。
但周贻能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1942年7月，他突然高烧不退，一开始以为只是小病，但病情迅速恶化，最终病重到不能下床。周贻能在病榻上频频询问邓颖超，为何周恩来未能来探望。他不知道，同一时期周恩来也因病住院，情况同样严重。
周恩来在医院里康复之际，依然不忘关心父亲。记得7月10日是周贻能的生日，他写信给邓颖超，嘱咐一定要为老人庆祝生日，哪怕他自己不能在场。
不幸的是，周贻能在生日前一天病情急转直下。他在昏迷中不断呼唤儿子的名字，显然是极度思念周恩来。7月9日的夜晚，周贻能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孤独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当时周恩来刚在医院做完手术，身体还没完全恢复。组织担心他的健康，决定等他出院后再告诉他他父亲周贻能去世的消息。不过周恩来意外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真相，他非常生气，特别是对邓颖超，责怪她说：“连你也瞒我？你不是最了解我吗？”
周恩来没听医生的，坚持要马上出院。他急匆匆地回到家，看到父亲的遗体，悲痛万分，哭喊着：“父亲，儿子对不起，没尽到孝道啊！”
接下来的几天，他不顾自己身体刚经历手术的虚弱，坚持守在父亲的灵前。即使周围的人都劝他多休息一下，他却边哭边说：“我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守着他。
随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则讣告，讣告中那八个字“悲痛之极，抱恨终天”让所有读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剧痛和无尽的遗憾。同样的话语也出现在他发给毛主席的电报中，表明他对父亲去世的深深悲痛。
安葬过后，周恩来保存了父亲的一张照片，并在照片背后亲手书写了“爹爹遗像”四个字。这张照片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为了能随时瞻仰，他买了一个黑色皮夹子专门用来保存这张照片以及一些党的重要文件，这个皮夹子几乎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想象，在很多个睡不着的夜晚，周恩来肯定会拿出这张照片，反复凝视着父亲的面容。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可能常常在周恩来心头回响。他可能也会觉得自责，觉得自己当年在红岩村没有陪好父亲，甚至连父亲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