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春，湖南永兴县秀才曾静被押解进京时，沿途百姓惊见囚车张贴"御赐讲学"告示。这场震动朝野的谋逆大案，最终以首犯游街宣讲、已故思想家遭戮尸的荒诞结局收场，揭开清朝文化镇压最吊诡的篇章。
1728年秋夜，川陕总督岳钟琪在烛光下颤抖着展开逆书。信中不仅罗列雍正"弑父逼母"等十宗罪，更直指其"夷狄窃据华夏"。
这位岳飞后裔深知，满清对"反清复明"极度敏感——康熙朝文字狱案主犯朱慈炯案，曾牵连诛杀三百余明宗室。岳钟琪连夜设计诈降计，与逆犯张熙歃血为盟取得口供，此举实为自保：若处理不当，岳氏九族将步上年羹尧后尘。
案件核心指向已故四十年的思想家吕留良。这位崇祯遗民著书立说"华夷之辨"，其手稿在江南士林秘密传抄。雍正发现，曾静门徒竟能背诵吕氏《四书讲义》全文，这比武力反叛更令清廷恐惧。
刑部档案显示，吕氏家族藏书阁暗格中抄出反清文稿三千余卷，甚至包括未刊行的《夷夏论》。这种思想渗透力，促使雍正做出极端决策：将吕留良剖棺戮尸，亲族门生217人流放宁古塔。
雍正处理此案展现出精妙的政治算计。他赦免曾静等人，命其巡回宣讲《大义觉迷录》，实则利用底层文人瓦解士族舆论。1730年巡讲记录显示，曾静团队累计举办讲座482场，覆盖十五省重要州府。
但对吕留良的残酷清算，则震慑江南士族——查抄吕家时，发现钱谦益、黄宗羲等86位名士往来书信，这些证据成为后续文字狱的重要线索。
《大义觉迷录》的刊发引发意外后果。雍正自辩"从未酗酒好色"，反被民间演绎出"宫闱秘闻十二则"。据内务府采买记录，该书刊印后，京城酒坊销量反增三成，百姓戏言"皇上都说不好酒，我等更该畅饮"。
这种舆论失控，促使乾隆继位后全面禁毁该书，但民间抄本反而通过漕运水手流布更广，成为后世研究清廷舆论管控的珍贵孤本。
当曾静在刑部大牢寿终正寝时（1746年），吕氏门人仍在黑龙江披甲为奴。这场逆案最残酷的遗产，是开创"思想犯"株连先例——此后徐述夔案、戴名世案皆循此例，文人著述中的"夷夏""明季"都成致命雷区。雍正试图用刀笔重塑历史，却为王朝埋下更深的文化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