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是一个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组织机构，也可以说是党在北方设立的最高领导组织。

历史上的北方局有过多次重组和建立，它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中央北方区委。当时的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大钊，副书记是谭平山，常委中有张国焘、赵世炎、高君宇，委员有瞿秋白、王荷波。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的指示，顺直省委（顺天府和直隶省，大概相当于如今的河北省）奉命改组为北方局，由王荷波担任书记，蔡和森担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后王荷波牺牲，蔡和森负责主持北方局工作。

北方局的领导范围包括：顺直省委、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满洲省委及内蒙的党组织，辖区涵盖了华北地区。

由于形势严峻，北方局不久后被撤销。到1930年，中央决定再次将顺直省委改建为北方局，由贺昌担任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后来，在严峻的形势下，北方局再次被撤销，贺昌被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后，贺昌和项英、陈毅等组成中央分局，领导南方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他的死令陈毅悲痛不已，写下《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其中写道：“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盛赞了贺昌在北方革命的历史贡献。

1933年3月，中央派孔原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负责恢复和主持北方局的工作。1935年5月，孔原委派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前往陕北指导工作。临行前，孔原和柯庆施（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给朱理治写了一封长达3.5万字的指示信，信中对陕北的革命形势进行了错误的判断。

朱理治来到陕北，在西北工委（领导西北军委）秘书长郭洪涛，以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聂洪钧的支持下，接管了西北地区的工作，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好在不久之后，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来到了吴起镇，制止了陕北正在发生的事情，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朱理治从北方局前往陕北后不久，孔原也调回了上海，他走之后，北方局因为经费困难等原因，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搬到了天津办公。

1936年4月，中央委派少奇同志前往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并由彭真担任组织部部长、陈伯达为宣传部长、林枫为秘书长兼天津市委书记。在少奇同志等人领导下，北方局的工作迅速恢复，之后从天津搬到了北平。

在这期间，少奇同志干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纠正北方局原先的错误政策。早在1933年到1934年的时候，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李铁夫就多次给北方局上书，要求改变斗争策略，停止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但在当时他的正确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而是被当成了“铁夫路线”进行批判。如果当时采纳了李铁夫的意见，就不会有后来陕北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了。

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局后，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意见，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其余支持李铁夫意见的河北省委书记孟用潜、北平市委书记顾卓新等同志也恢复了工作。这项工作有力地改正了北方局过去的不足，也意味着北方局的工作回到了正轨上。

1937年5月，毛主席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称赞说：“有两种人，一种是夸夸其谈，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刘少奇、李铁夫还有许多同志是后者的代表。”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华北岌岌可危，北方局疏散到了太原，中央又派了杨尚昆等同志前去增强北方局的领导工作。此后，杨尚昆、彭老总和小平同志先后担任北方局书记或者代理书记。这一时期，北方局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1945年，中央将北方局和冀鲁豫中央分局合并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由小平同志和薄一波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领导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地区的工作。同时，中央还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刘澜涛、罗瑞卿为副书记。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华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