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青身边一众工作人员当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阎长贵，可谓是学历最高的一个。1967年1月，在戚本禹的推荐下，他来到了钓鱼台11号楼，彼时的江青在这栋楼里居住办公，阎长贵也就成了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本文由“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作者洗稿搬运，违者必定举报！

可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秘书生涯居然很短暂，说巧不巧，当他从秘书位置上被扒下来的那天，是1968年的1月，正好在秘书这个位置上坐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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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锋”这个名字，上了年纪的人或许不太陌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关锋和戚本禹、王力一起被时人称之为“王关戚”。1961年，阎长贵从人大哲学系毕业之后，机缘巧合之下被学校推荐到了《红旗》杂志社，安排在关锋所在的哲学小组工作。

关锋虽然一生都在研究哲学，但并不是科班出身，对于科班出身的阎长贵，关锋是有心栽培，可以说，阎长贵是关锋的一名“关门弟子”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阎长贵和戚本禹的关系也比较近，他后来也曾在戚本禹的手底下做事。

阎长贵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性格比较老实，一心埋头专注于工作上。他万万也想不到，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和关锋、戚本禹捆绑在一起了。

本来，按照阎长贵的履历和资历来说，他并不是钓鱼台11号楼机要秘书的第一人选。要知道，给江青挑选秘书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加上阎长贵在内，总共有四个备选人。而在这四个备选人当中，29岁的阎长贵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参加工作的年限也只有短短的五年，而且他的干部级别也是最低的，只有行政22级，工作待遇自然也是四个人当中最低的一个，只有56元。

在阎长贵的印象中，他记得很清楚，那是1967年1月9号的一个晚上，戚本禹兴冲冲的来到他的房间，一进门，戚本禹就直接了当的说：“已经确定下来了，你去给她当秘书，现在就赶紧搬去十一号楼。”

不容分说，阎长贵只好匆匆拿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跟在戚本禹后面去到了11号楼，也就是从这一天晚上开始，阎长贵离开了自己工作不到半年的16号楼，去到11号楼担任了首任机要秘书。

本来呢，阎长贵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能迈进11号楼的大门，至于后来为何是他胜出，他自己从来也没有去认真想过，只当是组织上的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当然，他心中也知晓，戚本禹在其中肯定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江青一开始的首选秘书是戚本禹，但是，戚本禹何等聪明，他知道11号楼是去不得的，一入宫门深似海，稍微一个不注意，结局多半是不美好的。因此，戚本禹以自己性格粗枝大叶，不适合担任秘书给婉拒了。同时，他推荐了阎长贵。

对于阎长贵这个人，江青多多少少还是了解一些的。1966年，阎长贵从《红旗》杂志社调到江青办信组工作，他的直属领导就是戚本禹。这个办信组的日常工作，就是整理从全国各地送来的信件，和从其他地方送来的文件。这个工作很是熬人，那成百上千的信件，每天都是用大麻袋送过来的。办信组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工作，早已是个常态了。也正是在办信组工作的这半年时间内，阎长贵给江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他工作认真负责，可靠。

30多年后，往事早就如云烟，阎长贵准备撰写回忆录，这才想要了解一下当年自己被选为秘书的一些背后故事。于是乎，他给在上海的戚本禹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的戚本禹说了很多，概括起来大致就这么三个原因，这才选中了他，即：

1、家庭成分好，社会关系也很简单；

2、政治上信得过，没有污点，工作上认真负责；

3、还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尤其是文章还曾被伟人赞许过。

要说对阎长贵了解透彻的人，莫过于他的师傅关锋了，当年，当关锋得知阎长贵要去11号楼当秘书，关锋就当面直言：“你做不了她的秘书，你政治上不敏锐”。

阎长贵确实是一个不敏锐的人，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读书人罢了，。在他看来，自己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心态，也注定他在11号楼待不长久了。

1867年8月26号，这天晚上，关锋和王力一起被送去了钓鱼台2号楼，名义上是要求他们“请假检讨”，实际上是隔离了起来。有意思的是，那天晚上，是戚本禹亲自送这两个人去2号楼的。戚本禹走之前，还特意嘱咐负责看守的士兵，说这两个人还是领导，要好好照顾。

或许，当时的戚本禹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对士兵的嘱咐，倒是有些像是对自己命运的嘱咐。

戏剧性的是，关锋都消失了一个星期，作为关门弟子的阎长贵居然一点都不知晓；但凡稍微嗅觉敏锐一些的人，都能察觉出空气中异样的氛围。看来，关锋当年直言自己的这个弟子在政治上不够“敏锐”，还真是说得入木三分啊！

虽然，他从江青口中得知关锋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但是依旧没有引起重视，他认为那都是工作上的事，而且自己行得正，坦坦荡荡，只要把工作做好，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1968年1月14号，戚本禹也难以独善其身，直接被送去了秦城监狱。关锋和戚本禹都被定性成坏人了，和这两个人关系匪浅的阎长贵自然也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就在戚本禹被送去秦城监狱的第十天，同年的1月24号，这天深夜时分，两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把阎长贵押进了一辆吉普车离开了钓鱼台。夜色当中，一路行驶在北京北郊的公路上，朝着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而去。

至于他的罪名，就是两个字“坐探”，具体的说，他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首长身边的一个探子，一个坏人。

阎长贵到了秦城之后，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囚衣，他在里面的编号是“6820”，这个数字也是有含义的，意思是1968年第20个被送进来的人。阎长贵在秦城监狱里，成为了所谓的“要犯”，享受着单独关押的待遇。

对于在秦城里面的生活，阎长贵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两个字：孤独。

自打他被送进来之后，自己好似一下就被全世界给遗忘了，再也没有人过问过他的情况。监狱的工作人员和牢门外的哨兵，基本上是不允许和他说话的，身处牢房的阎长贵，似乎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哑巴”和“聋子”。

监狱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每天早上七点吹响起床哨之后，一直到晚上九点就寝哨吹响，这漫长的时间内是不允许睡觉的。可以坐在床上，但是不可以躺着。牢房里面的布置也很简单，就只有一张床，一个人在十多平方的牢房里面，从早上七点起来之后，就无所事事的等到晚上九点才能睡觉，这其中的煎熬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一开始，阎长贵还能喃喃自语，自己做一些打油诗自娱自乐，日子一久，他也无聊了，以至于，反反复复数着床头暖气罩上的小孔打发着漫长的时间。这度秒如年的牢狱生活，让阎长贵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人是社会动物，是要和人联系交流的。对于当时的他而言，哪怕每天让自己干脏活、累活都可以，只要能有机会和人接触，说上一两句话也是很好的。

他觉得，就连提审也是一种享受了，毕竟提审还能有机会和人说说话，还能和人交流。但是呢，在他七年多的牢狱生涯当中，提审的次数屈指可数。即使是提审他，也只是走走过场，简单的询问一些话，尽管这样的机会不多，尽管提审的时间很短暂，也让阎长贵心里很开心，因为总算有难得的机会，和人说上几句话了。

枯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69年，在九大召开之后，阎长贵的日子才有了些许的改善。监狱的工作人员不仅给他提供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还把入狱前没收的一些书籍发还给他了。这样，他才有报纸、杂志和书籍来阅读，来打发无聊的时间，比之前坐在床头发呆，数着暖气片的孔度日好太多了。

虽然给了他一些书籍、报刊杂志阅读，但也熬不过漫长的时间，监狱又不会再次给他提供新的读物。因此，那些读物他是反反复复看上了不知道多少遍，可谓是烂熟于胸了。有的文章，他甚至反反复复的阅读了很多次，譬如《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他就阅读了上百次，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记得很清楚。

1975年5月22号，这一天，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来到牢房里，告诉阎长贵一个消息，决定把他送去湖南的西洞庭农场进行劳动。对于这个消息，阎长贵心里十分的激动，因为他可算要离开秦城监狱了，可算有机会和人接触，说上很多话了。

下一篇文章，我就为你讲述，阎长贵在湖南西洞庭农场的五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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