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读书人能考中秀才算是百里挑一，考中举人则是天赋异禀，考中进士那是祖坟冒青烟，若是被点为状元就只能说是文曲星显灵功名天定了。
历史上大凡被点为状元的 ，背后都有一段神奇而又充满趣味的故事。别的朝代先不论，就拿清代而言，总计114个状元里头，靠真本事拿下状元的极其稀少，90%以上都是因为其他客观因素而夺魁的。
殿试已经不是拼文章才学的阶段
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大的阶段，毫无疑问，除了殿试以外其他的都必须是具备真才实学的。
前面三个阶段的考试内容，都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每场考试都有固定的格式和书写规则。如果考生对儒家经典做不到倒背如流，那么恐怕连考题都看不懂。
可能有些读者对乡试考题还不是十分了解，御史简单介绍一下。
自明代开始，乡会试考题规定必须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几个字、一句话、一段话或者几段话。而四书五经的字数却是有限的，加起来才二十万字左右。
二十万字看起来也不少了，足够考官出题的。但是从明代一直考到清代，能出的题目基本都出完了，而且朝廷有明令，考官不得重复出题。如此一来，就只能走“旁门左道”，出现了“自由组合题”，这种题目被称为“截搭题”。
打个比方，考官从论语中截取一段话，然后从孟子中截取一段话，组成一个考题；或者是从大学中选择几个字，再从中庸中选择几个字，组合在一起形成诡异难懂的考题。试想，如果考生对四书五经没有系统的学习，怎么能看懂考题呢？
再从录取率上来看，江苏、安徽两省有26000多生员参加江南乡试，举人的录取名额却只有114人。显然能上榜的考生，哪一个不是经过十年寒窗苦读的。
殿试阶段就不同了，主要考得是策论，何为策论呢？就是题目以国家军政大事，以及皇帝如何治理国家等实用性内容。
实际上，熟读四书五经的贡士们根本不懂这些，写出来的文章大多也空洞乏味、不切实际。而到了殿试这个阶段，考生们的文学功底已经没有太多的差别，很难分出高下。
文章水平差不多，对时事也都一知半解，那么殿试排名就不可能会以文章论成败，考生年龄长相、书法水平、姓名以及其他偶然因素，成了角逐状元的关键。
举几个乾隆朝典型的案例
乾隆二十六年辛已科殿试之后，9名阅卷大臣子在各自以为最好的前十名卷子上画圈作标记，然后以圈的多少定出名次。
乾隆认真读完十份考卷，拆开弥封一看，第一名是赵翼，第二名是胡高望，第三名是王杰，其中王杰引起了乾隆的好奇，因为他是陕西人。乾隆询问大臣，问本朝有没有陕西籍状元，结果一查陕西无状元。
凑巧的是，这一年朝廷在西北大捷，乾隆有意要点一个西北状元，王杰阴差阳错夺了魁，而赵翼被点为探花。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殿试后，原拟的状元本是顺天府大兴县考生邵自昌。乾隆看了他的考卷，打算拆了弥封就点为状元。
该科读卷负责人是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程景伊，乾隆让他当面拆封填榜，程拿起卷子好半天拆不开，看不清姓名籍贯。乾隆等急了，就叫将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往前挪，而把邵自昌的考卷先放在第四。
不料程还是没拆开，乾隆认为这是天意，让其照拆卷的次序填榜。可惜邵自昌由状元变成了第四，而由第二名挪过去的正是江西人戴衢亨。
乾隆四十六辛丑科状元钱棨，是清代唯二的“三元及第”，原本他的成绩是殿试第十名。乾隆在审定时，得知钱棨既是解元，又是会元，对阅卷大臣们说，“本朝应该有个三元”，于是就把他点为状元，而把原拟的状元秦承业降为第四。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殿试时，乾隆已是79岁高龄了，这一科殿试结束后，阅卷大臣照例将拟好的前十名呈现送乾隆钦定。
乾隆仔细看了卷子，觉得十份考卷水平相当难分胜负，他接着又一个个地看姓名，看到第十名的考生是胡长龄。“长龄”二字正是乾隆梦寐以求的，而“胡”字又科理解为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就这样，乾隆顺手将胡长龄的卷子抽到了最前面，在场的阅卷大臣们也理解皇上的心情，胡长龄也就因此大魁天下了。
以上仅仅是举了乾隆朝的几个案例，事实上，乾隆朝的26个状元都有类似的情况。如王敬铭、王以衔、李蟠等夺得状元，背后都有一段神奇的故事。
以书法定名次也是清代科举中的一个另类现象，曾国藩在殿试时，文章水平倒是没问题，就是因为书法水平欠佳之故被列入三甲。
客观地说殿试阶段，阅卷大臣们已经很难区分他们的文章学问，以书法、长相等其他因素来确定名次，也不能说就完全不可取，至少相对而言，这些人好歹都是属于“出类拔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