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11.009

安徽人是近代上海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上海城市发展、经济繁荣、思想文化创新、社会建设、政治演进等方面，领异标新，创榛辟莽;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同舟共济，造福桑梓;不畏强暴，忠贞爱国，取得了无可替代、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实践，极大地丰富、提升了上海的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密切了安徽与上海地区的联系，强化了长三角地区一体性，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注入了充满时代特征的新鲜内涵。

一、近代上海的安徽人概况

近代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安徽人在上海移民中，名列前茅，通常排在第三或第四位。

近代上海到底有多少安徽人，向无确切的统计数据。上海公共租界自1885年开始有居民籍贯统计，华界自1929年开始有此类数据，法租界则一直没有此类数据。按照已有的数据估算，1885年，上海安徽人不超过1万人，1900年不超过2万人，1910年，不超过5万人。1907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发行的《那经济全书》记载:“光绪晚年，徽宁帮商人活动于上海者仍不下4.5万人”，这个数据系据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调查所得，较为可信。民国以后，上海安徽人增加较快，1915年约7万人，1925年约10万人，1935年约15万人。1924年，安徽旅沪同乡会成立时，自称上海安徽人“绅商学工，无虑十余万人”。民国年间，安徽籍占上海城市总人口的3%左右。

近代上海各地移民中，比起江苏人或浙江人，安徽人似乎不算太多，但是，比起其他省籍，安徽人还是很多。以1935年而论，上海公共租界与华界的安徽籍移民共122682人，仅低于江苏籍(1389035)、浙江籍(773487)，高于广东籍(108325)、山东籍(47783)及其他省籍。1950年，上海安徽籍人口118567人，排在江苏(2393738)、浙江(1283880)之后，略低于广东籍(119178)，但高于山东(109925)、湖北(38524)、福建(23820)、江西、湖南、河南等其他省籍。

上海安徽人众多，是由沪皖之间地缘、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的联系决定的。

众所周知，上海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即上海市(初称上海特别市，后改上海市)，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于同年7月7日才设置的。那以前，上海本属江苏省松江府的一个县。而江苏省与安徽省，350年前还是一家，属于同省，即江南省。行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始于元朝。元初，行省本是朝廷外派机关，后演变为地方行政机构。明朝将全国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关西七卫等行政区域，两京即北直隶与南直隶，南直隶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范围。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1667年(康熙六年)，江南省一分为二，即江苏、安徽二省，江苏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扬州、淮安、徐州八府，以及通州、海州、太仓三个直隶州;安徽领安庆、徽州、宁国、太平、池州、凤阳、庐州七府，以及滁州、和州、广德三个直隶州。

江苏、安徽，壤地相连，人员相通，文化相近。南直隶、江南省时代，首尾近四百年，今苏、皖、沪地域本归同一行政机构管辖，自不用说，即使苏、皖分置以后，行政联系依然极为密切。安徽设省以后，其省会最初寄设在江宁即南京，直到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才迁到安庆。清朝地方行政长官有总督、巡抚两种。巡抚每省一人，总督通常是两省或三省共一人。自乾隆朝开始，全国按区域设立八总督，即直隶、两江、两广、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云贵，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增设东三省总督。两江总督辖制范围覆盖江苏、安徽与江西三省，治所设江宁。这就是说，即使在苏、皖分置以后，在总督这个层面上，它们依然属于同一个行政长官管理。这就像两兄弟分家了，但还在同一个宗族里，族长还是同一人。

此外，苏、皖分省以后，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依然没有分理，即乡试。科举考试时代，乡试是地方最高层次的考试，一称省试，考取者为举人。一般省份，乡试都在各省的省城举行，如浙江在杭州，山东在济南，但是，安徽设省以后，乡试依旧在南京的江南贡院举行。雍正年间，安徽士子曾奏请在安徽单设贡院，与江苏士子分开考试，但被朝廷驳回。于是，我们看到，自明至清，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终结，苏皖两地成百上千的应试士子，都是在南京同一贡院参加乡试的。苏州才子唐伯虎，《儒林外史》作者、全椒人吴敬梓，大学者、休宁人戴震，常熟状元翁同龢，南通状元张謇，新文化运动旗手、怀宁人陈独秀，参加乡试都是在同一贡院。

江苏、安徽两省的这种行政一体、乡试同院的特性，对于加强苏皖经济联系、人员往来与文化认同，相当重要。在安徽文化人心目中，南京从来不是外省地盘，而是本地文化中心。当然，明清两代的绝大部分时段，徽商到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松江等地，也都是在省内流动。这种地缘、行政与文化的一体性或密迩性，为近代安徽人流动到上海，提供了远较福建、河南、山东等省人更为厚实的基础与有利的条件。

安徽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很大，自然禀赋与人文风习各具特色，与上海地区联系也有所不同。淮河、长江由西向东贯穿而过，将全省分为淮北平原、江淮丘陵和皖南山区三大地块，即皖北、皖中、皖南。皖北地势平坦，饮食、语言文化方面与山东、河南联为一气。皖中属于南北方过渡地带，语言文化方面与南京、镇江、扬州等地相近，通行江淮官话。皖南则是小桥流水，江南水乡。 就与上海地区联系而言，由南而北，呈递减趋势，皖南最早最强，皖中其次，皖北又次。就行政而言，安徽也曾被划为皖南、皖北两大块，以长江为界。

最早与上海地区发生联系的是皖南人，特别是徽州人。

徽州地处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秦在此地置歙、黟二县，始有行政建制，以后行政隶属关系多有变动，明清时期为徽州府，领有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婺源、祁门共六县。徽州是比较典型的山区，号称“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境内群峰参天，山丘屏列，岭谷交错，黄山、天目山、五龙山、白际山四大山脉，围成高耸的屏障，使得徽州成为相对封闭的区域。区境雨水充沛，但湿度大，云雾多，日照时数偏低。土地主要为红壤，酸度高，肥力差，不宜稻作，但适宜种植茶树，栽种松杉。这种自然禀赋，宜商不宜农。宋元以后，徽州导入人口日多，地狭人稠，食用不足，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

前世不曾修，出世在徽州。年到十三四，便多往外遛。雨伞挑冷饭，背着甩溜鳅，过山又过岭，一脚到杭州。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转来转去到上海，求亲求友寻路头。同乡多顾爱，答应肯收留。两个月一过，办得新被头。半来年一过，身命都不愁。逢年过节时，寄钱回徽州。爹娘高兴煞，笑得眼泪流。

这是徽州地区广为流传的题为《徽馆学生意》的民谣，也是一代又一代徽州人离乡背井外出经商的生动写照。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徽商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全国最为著名的商帮之一。

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徽商先前活跃的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遭受兵燹特别严重，当地富商纷纷避地上海，徽商也竞相由其他城镇转移到上海。上海从此成为徽商高度集聚的地方。

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对皖中、皖北人迁移上海，起了关键性影响。其关节点是李鸿章率领淮军进入上海。1862年，太平军在江浙连克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之后，发兵进攻上海，上海危急!上海地方士绅请求两江总督曾国藩发兵援救上海。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携新募江淮子弟六千人，开赴上海。在上海地方士绅支持下，李鸿章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洋枪队，击败了太平军的进攻，收复了苏州等众多被太平军占领的城市，最后将太平军镇压下去。

淮军援沪，为皖中、皖北一带安徽人进入上海，提供了契机与便利。

首先，李鸿章由此相继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等重要官职，上海成为其政治发祥地。此后三十多年，李鸿章对上海地区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影响。他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时期自不用说，即使在他离开上海，北上担任直隶总督以后，上海地区的许多事务，包括官员的任免、洋务企业的创办与管理、外事的处理，他的意见都至关重要。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都是在他亲自擘画或鼎力支持下创办的，其管理骨干多由其亲自拣选。作为上海第一所、全国第二所官办外语学校上海广方言馆，是他奏请创办的，上海第一所中外合办、以讲求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学校格致书院是他资助兴办的，上海公共租界新建的杨树浦自来水厂，由他亲自打开进水阀门。这一时期的上海道台涂宗瀛(六安)、刘瑞芬(池州)、龚照瑗(合肥)，都是安徽人;聂缉椝是曾国藩女婿，刘麒祥是湘军将领刘蓉之子，虽不是安徽人，但都是与李鸿章关系亲近之人。清末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达六年之久的张士珩，则是李鸿章的外甥。

其次，由李鸿章带到上海来的、由他亲自编练的淮军及其将领，成为李鸿章的军事、政治实力的重要基础。这些人，大多来自皖中、皖北一带。其中有些人，或者其子弟，日后与上海发生关联的为数甚多，或在上海为官，或来上海投资，或来上海读书、工作。洋务运动时期，淮军系统的众多骨干，受到朝廷褒奖，成为各类官员，主要活动与产生影响的地方，北面是天津，当中是山东，南面则是上海。李鸿章的两大助手，周馥与盛宣怀，主要活动地也是这些地方，都与上海有关。盛宣怀虽是常州人，但其父是李鸿章至交，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幕僚、亲信，故盛宣怀所用之人，有不少来自安徽。周馥(1837—1921)，安徽建德人，为李鸿章幕僚，历任津海关道、直隶布政使、署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要任职地点在天津与山东，但在1904年至1906年，担任过两江总督。正是这短暂的两江总督任内，他来上海处理过大闹会审公堂案件，维护了民族尊严，伸张了正义。也正是在此期间，他拨银一万两，划吴淞营地七十亩作为建校地址，以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资助马相伯成功地创办了复旦公学。淮军系统的官员，李鸿章兄弟的后裔，刘秉璋的后裔，龚照瑗的后裔，日后成为上海名人的很多。李经羲、李国杰、张士珩、吴芝瑛、刘体智、吴葆初、张爱玲、周今觉、周煦良等，均属此类。

清末民初，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众多现代企业的兴办，新式学校的创办，来沪安徽人迅速增加。

安徽人到上海的交通路线，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总体上分为两类，即水路与陆路。不同地区的水路、陆路亦有所不同。皖南徽商的水路有两条:一条是东路，自屯溪启程，沿新安江东下，途径深渡、淳安、梅城(严州府治)、桐庐、杭州，由杭州经嘉兴、嘉善、松江，再到上海;一条是北路，由绩溪通过青弋江及水阳江，经过芜湖，转入长江，再到达上海。陆路有多条，或南或北，翻山越岭，沿林间小道，可通杭州、衢州、饶州、芜湖、南京、池州等地，辗转到达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各地。也有些路线是水陆交替使用的。从徽州出境，多为顺流而下，行船较易，而由外部进入徽州，则多为逆流而上，行船难度加大，故出境多择水路，入境多选陆路。水运能载重，陆运较便捷，故轻便物资、邮政通信等以陆运为主，运送木材等笨重物资则以水运为主。皖中、皖北人到上海，如从水路，或由南京，或由扬州、镇江，然后沿长江东下。1912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以后，皖北、皖中的宿州、蚌埠、滁州一带人，均可乘火车抵浦口，过江，再由南京到上海。皖南人也可经由南京乘火车到达上海。

查近代上海安徽人口增长曲线，其中1911年至1920年增长较快。以公共租界统计而论(不包括法租界与华界)，1910年为5263人，1915年为15471人，1920年增长到29077人，十年之中增长了将近6倍。此中缘由有三:一是这些年安徽灾情严重，1910年、1911年、1912年、1914年、1915年、1916年，安徽灾情均很严重。其中1910年夏秋之际，皖北暴雨成灾，有37个州县遭灾，被淹面积一万八千多平方公里，饥民有二百万左右;1914年全省发生蝗、旱、风、雹灾害，尤以蝗害严重，皖北大多数州县收成不及常年六成;1916年发生特大水灾，霍邱、全椒等十八县灾情尤重。二是民国以后，上海工业发展较快，特别是面粉业、纺织业等技术门槛较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吸纳灾民的能力较强。三是津浦线自1912年开通以后，对于皖北难民向江南地区移动，提供了方便。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推力、拉力共同作用，使得上海安徽人快速增多。

二、职业分布及其特点

安徽人在上海职业分布相当广泛，包括商业工业系统、教育文化系统等方面。

(一)商业工业系统

在上海经商的安徽商人最早是徽商，主体也是徽商。

徽州人经商，原无固定路线、固定处所、固定商品，哪里有商机，就奔向哪里;什么东西能挣钱，就做什么生意。正如胡适所说，“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从岭南到塞北，从华中到关外，山陬海澨，孤村僻壤，无处不到。明代许栋、王直、徐海等，甚至泛海到日本和南洋诸岛，进行贸易。

明清江南，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经济发达，城镇繁荣，徽商便是江南最为活跃的商业力量。从盐、茶、木材、土布到文房四宝，凡是可以成为商品的东西，背后必有徽州人。从杭州、湖州到苏州，从南京、扬州到上海，包括那时属于南直隶或江苏省、今属于上海地区的松江、嘉定、南翔、真如、宝山、大场、罗店、川沙、青浦、朱家角、金山、奉贤、南汇、周浦、崇明等大小城镇，到处活跃着徽商的身影。“无徽不成镇”的民谚，简洁地道明了徽商与城镇的共生关系。胡适对此解释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胡适的高祖在乾嘉年间就在浦东川沙镇，开了爿名叫“胡万和”的茶行。川沙原为滨海小村，嘉庆十五年设抚民厅，到清末宣统三年才改厅为县治。胡万和经营有方，财源兴旺。到胡适祖父一辈时，胡万和老店已有很好发展，在浦西上海县城开了茶叶分店，在汉口开酒店。因此，当地有民谚云:“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

有些徽商经营得法，久而久之，便定居在相关城镇。歙县盐商程辅，明代已定居在松江，成为松江盐商领袖。休宁人程嘉燧，初寓杭州，后寓嘉定，为著名书画家，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并称为明末“嘉定四先生”。李流芳亦来自徽州，祖籍歙县，其先人在明万历年间已定居南翔。歙县汪通保，明末定居上海，为著名典当业商人。 休宁商人程元利，明代留寓嘉定。新安盐商张涛，康熙时定居在嘉定。乾隆年间，松江府著名五家布商，除一家籍贯不详外，其余四家都是徽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盐商几乎全是徽州人。

就商业门类而言，徽商在上海地区所经营的主要为盐业、茶业、典业、木业、餐馆业与墨业等六类。

盐业。盐是徽商最早经营、发家的商品。明清时期扬州、杭州、淮安的盐商，多为徽商。明朝建立之初，为了对付漠北蒙古势力，被迫在北方沿边驻扎重兵。为解决军粮问题，政府制定开中法，号召商人输粮于边，政府发给盐引，到内地支盐行销。徽州商人不怕吃苦，运粮输边，千里迢迢，获得盐引，也获得了大利。其时，苏州、松江两府是行销浙盐的重要口岸，而两浙盐业一向为徽商所操纵。于是，川沙、南汇等产盐地区，都成了徽商的天下。咸丰、同治年间，为了镇压太平军，筹措军饷，曾国藩整理盐务，推行督销制，在各地设立督销局，并开征盐厘，这极大地压缩了盐商的盈利空间。徽商的盐业经营就此逐渐式微。

茶业。茶叶是江南人最喜爱的日常饮品，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茶叶是徽州最重要的特产，各县皆产。所以，徽州六邑之人普遍经营。开埠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销茶叶最重要的口岸。原先经由广州出口的茶叶，纷纷转由上海出口。徽商在上海设茶号茶庄，开茶店茶栈，办茶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还有大量装上沙船，销往海外市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徽州外销的绿茶和红茶约1320万斤，其中绝大部分经由上海销售。清末民初，仅绩溪人在上海就设有33家茶号。1931年前后，上海专事茶叶对外贸易的十余家洋庄中，徽帮就占了7家。到抗日战争前夕，歙县商人在上海经营的茶号已数以百计。黟县人在天津路开设的公兴隆，绩溪人汪立政在河南路开设的汪裕泰等，都是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著名茶栈。其中，汪裕泰规模最大，下设6个发行所，1949年有职员72人，经营30多个品种，号称“茶叶大王”。

典业，即典当业。徽商在上海经营典当业很多。明末徽商吴继善居吴淞，汪海等居松江，均从事典当业。明末歙县商人汪通保在上海开当铺，颇善经营，诚信待客，以种种优惠条件吸引顾客，终成巨富。至清末，上海69户典当，休宁歙县人所开者有30户，占42%，其中的典业公所董事徽商余鲁卿、汪安山，则均独资开设典当铺三家之多。光绪年间，日本人调查上海、汉口各地的商帮，发现典当的朝奉(即掌柜)，“其非由徽人担任者，几于无有”。冯剑辉研究表明，近代上海杨浦、黄浦、南市、奉贤、松江等地，很多地方都有徽商经营的典当，松江县在1949年以前，先后开过29家典当，几乎全由徽州人开设。1944年上海典当业同业公会870户会员中，徽州帮占151户。近代上海徽州典商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密，资金雄厚，实力坚强，地位突出。

木业。徽州是江南重要木材输出地。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特别是南宋王朝定都于临安(杭州)以后，新都城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徽州近水楼台，木业迅速发展起来。明清时期，徽州木业继续兴盛，木材资源地从徽州本土扩展到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与上游的云贵川地区，木材消费市场则主要在长江下游，南京、杭州是两大集散地。木业商人在徽州六邑中相当普遍，但以婺源人最为著名。婺源木商从徽州运出木材，主要通过水道，一是由严州通过新安江至浙江，二是由绩溪通过青弋江及水阳江，再到达江南各地。婺源木商生意做大以后，取木并不局限于徽州，还派人到浙江、福建等地伐木。明清时期，特别是开埠以后，随着上海地区城镇的勃兴，沪上建筑需要大量木材。上海南市董家渡—南码头—陆家浜路一带，民国时期有“十里长街百家木客”之称。据1912年木业界同业集会时记载，当时参加木业公所的会员有16家木行，均集中于南市外马路一带。至1923年，南市木行街已有元亨、仁丰、聚丰等30家木行，内有10家木商自置木船29艘往来于闽沪之间。其中，资力雄厚、牌子最老，首推婺源胡氏，其先世经营徽杉，运销杭嘉湖地区，上海开埠后，到南市创立胡裕昌木行。胡氏有六子，由六房胡执卿继任经营，筹资造船，运销杉木。胡执卿之子胡义儒、胡文儒又合资设瑞昌木行发展父业。胡家运销木材致富，成为闻名遐迩的木业巨子。

餐馆业。徽菜是上海主要菜系之一，与京、扬、宁、粤并称为沪上五大帮。近代上海著名的徽馆，有大东门的大辅楼，小东门的醉白园，老西门外丹凤楼(后改大富贵)，海宁路口的海华楼，九江路的太和园，福州路的中华第一楼等。从1894年到1924年，绩溪人就在上海开办了56家徽馆，从业人数两千多人。来自绩溪的徽厨，用精湛的技艺烹饪出的徽菜别具风味，深受顾客的青睐，其名肴有杨梅园、凤回巢、沙地鲫鱼、银芽山鸡、火腿炖边笋、松鼠熘黄鱼等。

墨业。以徽墨为代表的“文房四宝”，在上海很受欢迎。所谓四宝，即纸笔砚墨，史称四宝之中有三项数徽州第一，即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砚。明清时期，徽商在上海经营的文房四宝独擅市场，尤以徽墨为最。上海著名徽墨店，多设在县城内四牌楼及河南路一带。胡开文、曹素功、詹大有、二妙堂等，都是徽墨名店。徽商在上海经营纸张贸易者也很多。徽人方德宣从各纸店中收集废纸，用以加工再生纸。这一行当竟使他发财致富，被誉为“纸边大王”。

除了以上六个商业门类，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繁荣，分工细化，行业增多，徽商营业范围也随之扩展，诸如歙县人经营京广杂货，黟县人经营草货、皮革、绸缎，休宁人经营衣庄，婺源人经营漆业，在各行各业中都很有地位。此外，房地产业、纺织业、粮食业等，也多有徽商涉足。还有一批人成为洋行买办，婺源人吴懋鼎为上海汇丰银行买办，绩溪人胡寄梅先后担任英商中华汇理银行、英商有利银行、英商怡和洋行、华俄道胜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买办;胡二梅担任信义洋行买办，歙县人程德成任英商沙逊洋行买办，歙县人周宗良(祖籍歙县，生于宁波)任德商谦信洋行买办。

近代上海工业方面，安徽人经营的不算多，但有一些颇有影响，最突出的是阜丰面粉公司。这家公司由孙多森、孙多鑫兄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办，在苏州河畔莫干山路，是中国第一家较大规模的机制面粉企业。公司于1900年投产，到1913年，每年赢利均在10万两左右，以后不断发展，到了1936年日产面粉达26000包，1937年又扩建24000吨自动化圆筒仓库，成为当时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面粉厂。孙氏兄弟为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其叔祖为咸丰朝状元、两朝帝师孙家鼐，父亲是江苏候补道孙传樾，母亲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孙家是寿县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人口众多，在寿县约占有一半土地，故有“孙半城”之称。

近代上海开办工厂的安徽籍资本家不多，但在上海工作的安徽籍工人不少，其中比较集中的是纺织行业。据1930年的一份调查，上海纺织厂工人按籍贯分，江苏第一，上海第二，安徽排第三位。在许多纺织厂中，特别是日商纺织厂中，安徽籍通常高于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如调查资料所显示，“在上海开办的最多的日商纱厂里，主要集中了苏北籍和安徽等省籍的工人。这些工人在上海缺少亲戚好友关系，他们都是应招进厂，况且日商厂比较苦，压迫也较深，使一般人望而生畏。而相比之下，苏北、安徽等籍工人因原籍地都较贫困，天灾人祸不断，故大都较能吃苦耐劳，来上海后又大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集中在日商纱厂中较多”。1946年中纺一厂职工中，江苏籍2628人，占83.4%;安徽籍170人，占5.4%;浙江籍160人，占5.1%;其余的还有山东、湖北、河南、河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工人，但比例都很低。

(二)教育文化系统

商儒兼重，文教昌明，是安徽一大传统。光绪末年，安徽学者胡郁文曾历述明清以来安徽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非凡成就与显赫地位，激励寓沪安徽人继承先贤，光大传统，再造辉煌。他说:

试以我安徽近世史证之，婺源江愼修精研音律，而创为传声术，近世讲音乐传电信，均不能越其范围;宣城梅勿菴劬力于天算，所着算书八十余种，近世畴人子弟孰不瓣香奉之;乾嘉之朝，士大夫争慓汉学，其时尤表表者，如休宁戴东原，歙县凌次仲，均以考订名物制度，卓然称大师，设生今日物质文明之时，非科学界之巨子耶!文学则海峰惜抱，为一代泰斗，天下言文章者莫不皈依顶礼姝姝然称桐城派。洪杨之祸，李文忠以儒生起淮上，卒能戡大难，建勋伐，尤足为军事界特色。呜呼，几多奇才硕士，相联襼接踵于百余年间，其时外界之刺激，固不若今日文化之输入，又不若今日而竟能怀瑰抱树伟绩，若此吾辈思之，宜何如龙睇虎视，踔厉奋发，以与诸先哲人抗手争席而为安徽未来之历史，留一纪念之片影耶!

近代寓沪安徽人继承了商儒兼重的传统，在文化教育方面有突出表现。诚如胡适所说:“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18、19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寓沪安徽人在教育文化方面一大贡献，是创办或资助兴办一批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有上海广方言馆、格致书院、上海安徽中学、持志大学，其中有的是面向安徽人的，更多的是面向整个社会的。

奏请创办上海广方言馆，是寓沪安徽人一大贡献。1856年至1860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惨败。战败的一大原因，是中国不了解外国情形，不了解世界大势，无法做到知己知彼。战争结束以后，开办外语学校、培养涉外人才的事宜，被迫切地提上议事日程。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1863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开办同类学校。朝廷迅即批准，广方言馆破土兴建。这所学校历时42年，到1905年停办，是上海由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是极富上海地方特色的学校，也是晚清三所官办外语学校中(另一所是设在广州的广东同文馆)成就最大的一所。该校培养的学生遍于国中，涉及外交、教育、科技、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汪凤藻等9人位至公使，陆徵祥、胡惟德位至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国务总理。广方言馆办理过程中，领导与管理层面上，有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即李鸿章、冯桂芬与涂宗瀛。李鸿章是创意者，最为关键。 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官员中发此先声，在于他在办理洋枪队过程中，在与西洋人接触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解外国情势、了解世界大势的重要性，深感开眼看世界的迫切性。冯桂芬在学校章程制订、课程安排、教习聘用方面，为具体执行人。学校规模的扩大，则成于涂宗瀛。学馆最初设在上海城内旧学宫后，敬业书院之西，规模较小。1870年，上海道兼江海关道涂宗瀛将其移入江南机器制造局，规模大为扩展。冯桂芬是苏州人，为李鸿章幕僚;涂宗瀛是安徽六安人，为李鸿章部下，是在李的力荐下得任上海道台的。所以，上海广方言馆的创设与管理，安徽人作用最为关键。

鼎力支持上海格致书院，是安徽人在近代上海教育文化方面的另一大贡献。格致书院成立于1876年，是由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中外士绅协力创办的。这是一所专门展示、介绍、普及近代科学知识的学校，经费由中外人士共同筹集，管理人员由中外人士共同组成，徐寿、傅兰雅、王韬、赵元益、潘慎文是这一书院不同时期的实际主持人。这是晚清专事科学知识普及教育最为著名的学校，也是洋务运动时期酝酿、讨论、传播变法思想最为集中的学校。该校得以创办并长期维持，得力于两股力量，一股是麦华陀、傅兰雅等西方在沪有识之士，一股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开明官绅。书院开办经费中，两位安徽籍的总督，即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李宗羲出力最大，捐款都在千两以上。书院匾额“格致书院”四个大字，由李鸿章亲自书写。书院日常运作经费，特别是书院举办以西学、洋务为核心内容的论文征集、课艺出版经费，主要靠上海、天津、宁波、青岛等沿海开明官员资助。这些官员大多是李鸿章幕僚，很多人是安徽籍，诸如，盛宣怀，登莱青道，李鸿章幕僚;吴引孙，宁绍道台，安徽歙县人;聂缉槼，上海道，湖南衡山人，曾国藩女婿;龚照瑗，上海道，合肥人;薛福成，浙江按察使，江苏无锡人，李鸿章幕僚;胡燏棻，天津道，安徽泗州人;邵友濂，上海道，浙江余姚人，李鸿章姻亲，李的侄女嫁给邵的儿子为妻;周馥，天津道，安徽建德人，李鸿章幕僚;李正荣，登莱青道，合肥人，李鸿章表弟;刘麒祥，上海道，湖南湘乡人，湘军刘蓉之子，曾国藩姻亲。书院课艺获奖的学生，也有不少是安徽籍，如左忠训(桐城)、张玠(桐城)、单秉钧(滁州)、李国英(合肥)、李经邦(合肥，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子)。可以说，格致书院是在以李鸿章为首的、以淮系官绅为主体的开明官绅鼎力支持下开办的新式学校。

安徽人在上海所办的另一著名学校，是何世桢(1895—1972)、何世枚(1898—1975)兄弟创办的持志大学。何氏兄弟为安徽望江人，著名盐商后裔，其祖父辈移居上海。何氏兄弟均在上海接受教育，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开办律师事务所。1924年，他们在东体育会路创办持志大学，附设中学部。大学设中文、政治、英文、商科四个学系，1925年开学，有10个班，学生460人，后增设法律系。1930年，因无理科而改名持志学院。1931年，移址水电路新校区，规模大为扩展。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水电路校舍毁于日军炮火，学院移址续办。这是一所典型的私立大学。创办经费是何氏家族世代积累的财富。学校创办时，何氏兄弟郑重地将其祖父何芷舠尊为创办人，父亲何声焕为继志创办人。取名“持志”，取何芷舠(字汝持)字号中的“持”字，但推原其始，则出于婺源籍理学家朱熹自定的“六步读书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的最后两字。该校以何世桢为校长，何世枚为教务长，何世模(何世桢大哥)为总务长。何世桢是国民党重要成员，精力多放在政治方面，故校务主要由何世枚负责。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校舍再次遭毁。何世桢率师生共同努力，或重新建设，或赁屋上课。1940年停办。持志教学讲求质量，法学、国文尤为突出。近代上海法学人才在全国首屈一指，其来源分四大门派，持志为其一，另三个门派为东吴大学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和上海法学院。持志法学出名，与何氏兄弟均为归国法学留学生有关，与他们在法学界重要地位有关，何世桢曾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院长。持志可以聘请很好的法学教授。曾担任海牙国际法院的大法官倪征燠便在此校任教。著名学者陈望道、姚明辉、胡朴安、胡寄尘、曹聚仁等，都曾在此任教。持志毕业的日后卓有成就的学生有顾廷龙、胡道静、吴组缃等。持志并非专门为安徽人所设，其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但因创办人的安徽背景，故学校教师、学生不少是安徽人。胡道静(泾县)、吴组缃(泾县)是安徽人，教员胡朴安是安徽人，为胡道静伯父。何氏家族的何世棻在持志大学附中任中学部主任，何世模之女何祚娴先后在持志大学附中和持志大学读书。

寓沪安徽人在教育文化方面另一贡献，是创办了一批专为教育安徽子女的学校，包括上海安徽中学，徽州旅沪同乡办的新安学校、徽宁学校、歙县私立小学、职业夜校与补习学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上海安徽中学。该校初名安徽旅沪公学，1907年1月成立，设预科、本科二级，并附设师范科。校址初设老垃圾桥，后几经迁徙，最后设在闸北中兴路。校长初为定远人方守六，1921年后为南陵人李振亚。1923年，其中学部第一届学生毕业，《申报》曾有专门报道。这是一所颇有规模、也注重质量的学校，成立以后，上海学界每有重要活动，包括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有该校师生参加。旅沪安徽团体开会，安徽籍重要官员抵沪，该校都有代表出席。1931年改名私立上海安徽中学，改由英山人李次山任校长。1937年因“八一三”事变爆发而停办。该校经费来源中，不动产(校址)由安徽旅沪同乡会补助，日常费用来自安徽同乡会补助、学费收入、校董会筹措。校董有许世英、高一涵、郑通和、章益等旅沪安徽名人。

在上海教育系统担任教职的安徽人，群星璀璨，不胜枚举。诸如，执教于复旦大学的教授有:章益(滁州)，复旦大学教授、校长;陈传璋(怀宁)，数学系教授、主任;杨武之(合肥)，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父亲;方令孺(桐城)，中文系教授;胡裕树(绩溪)，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悫(滁县)，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陶延桥(芜湖)，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化学系教授。执教于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有:谢循初(当涂)，光华大学心理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汪英宾(婺源)，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主任、光华大学与沪江大学报学系教授、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授;黄敬思(芜湖)，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芜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洪范五(绩溪)，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陈誉(芜湖)，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系主任、教授;史存直(合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黄仲苏(舒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周煦良(至德)，文学翻译家、华东师大外语系主任。此外，樊映川(舒城)，上海暨南大学、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汪倜然(黟县)，中国公学国文教授、中华艺术大学英文及西洋文学教授;胡朴安(泾县)，上海大学、持志大学教授;洪野(歙县)，上海美术专科西画教授，上海大学美术科主任;蒋光慈(霍邱)，上海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范任(桐城)，就读上海震旦大学文科，留学比利时，归国后任教于震旦大学;汪育春(黟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教授;程门雪(婺源)，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谭声乙(合肥)，华东纺织工学院力学教研室主任。至于胡适(绩溪)担任中国公学校长、陶行知(歙县)创办生活教育社及上海工学团等，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不具述。

近代上海文化方面，包括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是寓沪安徽人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影响最大的是怀宁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绩溪人汪孟邹创设亚东图书馆，在近代出版史、红色文化史上，都是必然重点论述的人与事。汪孟邹之侄也是上海出版名家。

歙县人王旡生为《神州日报》编辑、《天铎报》编辑，参与创办《独立周报》;余空我任《新闻报》社会科主编;王仲奇为著名中医师，擅治内伤杂病;严工上，著名作曲家兼演员，与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梁乐音等齐名，精通昆曲，出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百余部影片，其女严月娴，亦为演员，主演过《春蚕》《春之花》等影片;周剑云，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叶以群为左联著名文化工作者，主编或参编《青年文艺》《文艺阵地》《文联》等进步刊物;程璋，著名画家，“豫园书画善会”发起人之一;黄宾虹为近代山水画一代宗师，著名书法家，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许光辉(后改名许如飞)创办上海飞达凹凸彩印厂。

绩溪人章衣萍参办《语丝》杂志，任上海大东书局总编辑。

婺源人汪汉溪长期担任《新闻报》总理，是上海新闻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其子汪伯奇、汪仲卫，分别担任《新闻报》总经理、协理;汪英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学习毕业后，曾任申报馆协理，《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汪优游，著名话剧演员，创作的独幕剧《好儿子》是五四运动后最初创作的话剧剧本，风行一时。

桐城人胡璋，颇有影响的画家，创办《苏报》;吴芝瑛，与秋瑾同办《中国女报》;潘玉良，著名画家、雕塑家;李萍倩，电影导演，成长于上海，1949年后活跃于香港。

安庆人程小青为翻译家、文学家，翻译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担任上海世界书局《侦探世界》半月刊编辑，创作《霍桑探案》小说多部，编写《董小宛》《雨夜枪声》等多部电影剧本;陈撄宁为道教界著名人士，曾任上海仙学研究院教授。休宁曹志功创办三日刊小报《中报》，并任《申报》《晨报》编辑;余大雄为《神州日报》编辑、小报《晶报》主笔;舒绣文(安庆)，著名演员，主演《民族生存》《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进步电影。

芜湖人王莹，著名演员，曾在上海艺术剧社、明星电影公司多部电影中担任主演，出演《赛金花》《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中主角，闻名遐迩。无为人王淑明、田间为左联作家。

合肥人范鸿仙，先后参与《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任主笔或社长，为革命党中著名报人;龚澎，幼年随父寓居上海，毕业于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后曾回母校任教，1938年赴延安，长期跟随周恩来工作，历任《新华日报》记者、北平执行总部中共新闻组组长，在香港主编《中国文摘》;顾守熙，上海天主教界名人、震旦大学法学教授。

天长人卜万苍，为著名摄影师与电影导演，历任大中华、明星影片公司摄影师，民新影片公司剧务主任兼导演，联华影业公司、新华影片公司等多家影片公司导演;铜陵人刘棣怀为围棋高手。

至德人周叔迦，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工科，后转向佛学，为佛教界名人，任中国佛教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被印度摩阿菩提会推为终身会员;周今觉，既是数学家，又是中国集邮界的顶级人物。

太湖人赵朴初，佛教界著名人士，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等。

泾县人胡朴安、胡道静、潘序祖等都是著名学者;旌德人周而复是著名作家。

近代安徽人才分布，南方文人多，北方武人多。因着政治的因缘，由李鸿章—袁世凯—皖系军阀的脉络，皖中、皖北的武人，发展空间多在天津、北京一带，徐树铮、段芝贵、倪嗣冲、姜桂题、吴光新等，都主要在北方发展。但是，由于上海城市极大的包容性，也由于上海与安徽的历史联系、距离较近，一些靠军功起家的安徽官员，也会选择上海作为居留地，或者作为其家人的居留地。李鸿章之孙李国杰、李国焘，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周馥之孙周今觉、重孙周煦良等，吴长庆之子吴葆初，龚照瑗之子龚心钊，均定居上海。

近代上海有时候有政治避难所的功能。有些本不在上海生活的政客，当其他地方难以安身时，也会选择上海作为避难之所或最后归宿之地。合肥人段祺瑞在北方政治失势以后，最后便到上海做起寓公，研究佛法，颐养天年。皖系军阀另一重要人物、萧县人徐树铮，也曾在政治失意时，即1922年至1924年之间，在上海隐居将近两年。

三、政治贡献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而特殊的政治舞台，是很多安徽人抒发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抱负、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关于安徽人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人概括为:“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史;没有胡适就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这固然是极而言之，也言过其实。但是，如果对三人影响范围与程度加以适当限制，改为:如果没有李鸿章则洋务运动历史就将重写，没有陈独秀则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就将重写，没有胡适则新文化运动历史就将重写。这个说法，就经得起推敲了。这三人开展的这三项活动，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与上海密切相关，或者说，都是从上海起步的。仅此，已足以说明近代安徽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何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近代上海在很长时间里，是中央政府权力难以充分施展的地方，即所谓法外之地，这使得发生在上海许多事件，每每具有放大效应与特殊功能，使得上海成为全国政治漩涡中心。《新青年》创办，新文化运动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国民党成立，五卅运动爆发，中共地下党活动，“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左联文化活动，多个民主党派的活动，这些都发生在上海，又都是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的力量，安徽人在每一事件中都有非凡表现与重要影响，诸如陈独秀、胡适、柏文蔚、张治中、王明、王稼祥、柯庆施、李克农，还有陈延年、陈乔年、蒋光慈、张恺帆、阿英、刘王立明、章伯钧等，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与影响都非同一般。

四、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

研究安徽人在上海，不能不说到安徽人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是2018年正式确立的，但是，长三角一体化作为一项地区性社会活动，并非始于近些年，而是由来已久，有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任何区域一体化，都是区域内各种要素进行整合的过程。这种整合，基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资源禀赋差异性，二是资源整合可行性。就资源禀赋差异性而言，长三角地区地形多样，有山地、丘陵、平原、湿地，有湖泊、大江、小河，平原中有的含碱性高，有的含碱性低。这种差异性，使得区域内物产呈现多样性特点，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品种专业化的提高。就资源整合可行性而言，只要区域内没有不可逾越的山川障碍，只要生产力(包括交通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以互通有无为核心内涵的自发秩序驱动下，人们便会朝着一体化方向行进。

历史上，自宋代以后，产业方面，特别是明清时期，长三角区域内就形成了产粮区、桑蚕区、植棉区、制盐区有机分工，这是区域内自发整合的结果。交通方面，从杭州到扬州运河的开通，太湖流域多项水利工程的实施，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的开通，多条公路的建设，长三角区域内河航线轮船的运行，在一定意义上都是长三角一体化的自发努力。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地区内的人员流动，包括商人、学人、技术人员在内的各种人员，出于发展需要在区域内的频繁流动，诸如徽商到杭州、苏州、常州、扬州、上海等地创业，绍兴师爷到江苏、安徽等地发展，特别是近代宁波、温州、绍兴、无锡、常州、合肥、安庆等地难计其数的商人、学人到上海谋发展。产业分工、交通发展、人员流动，所有这些，都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自发表现。

在此过程中，安徽人作用尤为突出，表现为灵动性、亲和性与创新性三个特点。

就灵动性而言，徽商是长三角地区最早的灵动力量。他们从大山里走出，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不畏险阻，艰苦创业，活跃在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上海等地，经营盐、茶、木、布等项生意。徽商的活动，促进了区域内商品流通，刺激了区域内专业化生产，实质上启动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上面引述的胡适的那一段话，便从比较的角度，说明安徽自然禀赋不及江浙，故安徽人较江浙人更加积极进取，敢于冒险，“拼命的向外发展”。这是安徽人较江浙人更早因商业而流动的根本原因。

就亲和性而言，徽商随着商业的拓展，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定居下来，南京、扬州、杭州、苏州、上海等地，都有一些徽商留寓。他们与当地人和谐相处，甚至成为当地名门大户。但是，徽商又与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叶落归根是其传统。这样，徽商便成为沟通徽州与留寓之地联系的桥梁，成为文化上的亲和因素。程嘉燧由休宁而杭州而嘉定，成为当地著名学者，胡适先祖由绩溪而川沙而上海，胡雪岩由绩溪而杭州而上海，汪立政及其后裔由绩溪而上海而苏州、杭州等地，经营汪裕泰茶庄，都是安徽人富于亲和性的突出表现。

就创新性而言，安徽人敢于流动，见多识广，商儒兼重，也就善于创新。以安徽人在上海经营不算很多的工业而言，其创新特点也很鲜明。孙多森、孙多鑫兄弟经营的阜丰面粉厂，之所以规模大，质量好，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创新。他们购置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使用最便宜的劳动力(寿县劳动力成本比苏州、上海一带便宜)，制订最严格的操作工艺与管理制度，生产出质量最好的面粉。该厂生产的“自行车”牌面粉，不仅在上海及附近地区闻名，还畅销华北、华南等地。为了与洋商生产的面粉竞争，该厂除了在包装重量上超过洋粉、价格上低于洋粉之外，特别在面粉质量上下功夫。他们根据小麦的不同品种与化学成分，如紫皮麦筋质高、粉色差，黄皮麦与白皮麦粉色好、筋质低，合理搭配使用，规定了严格的比例配制管理制度。每批小麦进仓都经过化验定性，在下麦入磨时按比例搭配。为了防止各种小麦在临入磨时混杂差错，他们将下麦工人编成不同小组，穿不同颜色的背心，分别推送不同品种小麦，按次序送料。现场专设职员监督。由于该厂有先进的机器设备，制订了严格的工艺操作与生产管理制度，保持了产品质量的长期稳定，使自行车牌面粉深受用户欢迎，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

灵动性、亲和性与创新性，三个特点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使得安徽人在上海很多领域里，都能出类拔萃，成就非凡，使得他们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粘合剂与创新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