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了。吴鸢听到耳机里响起声音：“看，右上方是三架C47（运输机），要运送物资去江西。左上方是六架B24（远程轰炸机），将去福建方面执行任务。”

顺着耳机的提示看过去，平时在地面看起来体型庞大的飞机，这时就像小鸟在辽阔的天空中飞翔，而且很快便消失了。

一会儿，耳机又响了：“看地面。”

飞机已到达最前沿阵地的上空。低头俯瞰，资江、湘江犹如腰带，山峦、村落则如玩具，在地面上行动的部队都仿佛是蚂蚁和蚕豆。地面上还摆着红白两色的布板，一幅上面为“川”字，一幅上面为“十”字，皆为地面部队的驻地符号。

越过前沿阵地，飞机径直进入了衡阳上空。虽然有几门日军的高射炮在对空射击，但全都鞭长莫及，三架“野马”毫不理会，继续往北驰骋。

“长沙到了！”耳机里话音刚落，机翼下面便出现了岳麓山和长沙市区。

“注意，马上要战斗了！”这句提示让大家的心情陡然紧张起来，不知道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情况。说时迟，那时快，飞机突然像离弦之箭一样向地面俯冲过去，之后，机身抖动，伴随着一阵巨响，地面冒出了浓烟。

原来飞机在投掷炸弹。紧接着，它像鲤鱼打挺一样，又开始直线上升，并来了一个侧身飞行。

这一上一下，侧身大转弯，都是轰炸中的基本规定动作，对飞行员来说已如家常便饭，但却让机内的观战人员受了活罪，众人只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出发前吃的东西全呕在了毛巾上。

当飞机恢复平行飞行时，耳机内做出解释：“刚才是轰炸一列火车，经我轮流轰炸，已命中目标。现在将胜利返航。”

吴鸢定了一下神，果然发现地面上已经是浓烟一片。飞机不慌不忙地在被轰炸现场盘旋了一圈后，返身向西飞去。

和衡阳一样，长沙的日军也配备了高射炮，然而同样是无可奈何，吭吭哧哧发出的几炮倒更像是在为飞机送行。至于敌机，一路上根本就没有碰到过，实际上这时候日军战斗机中没有哪一种机型是“野马”的对手，即便碰上了，也不过是多一些被单方面屠杀的牺牲品而已。

“野马”飞往芷江机场。当临近机场上空时，指挥官发出指示：“现在跑道无空，请稍缓，听令在北跑道降落。”

在上空盘旋了三周，飞机才得以缓缓降落，说明整个机场已完全处于满负荷运作状态。

三名观战者在芷江休息了一天，听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唐闻天介绍一年来的作战情况。仅第四大队，这一年来已出动轰炸机、战斗机七百八十二架次，在空中击落日机六十一架，可能击落二十一架，击毁地面停放的日机一百一十架，可能击毁五十六架。

三人一回到安江，就将这次亲身经历的出征经过大肆渲染了一番，讲述者心情澎湃，眉飞色舞，听讲者啧啧称羡，点头不止。和其他新闻报道活动一样，它让整个大后方的人们处于激动和兴奋之中，加上何应钦已经报捷，重庆的大街小巷都出现了“庆祝湘西大捷”的大幅标语，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

实际上这时候日军还没有被完全击垮，前线仍然战火纷飞，炮火轰鸣，日军几度向被第十一师封锁的洞口突围，企图杀出一条血路，只是均未能得逞而已。

邱维达向各兵团下达指示，要求加强包围圈的防御工事，严防日军趁夜间突围。今后各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包围之敌分别割裂后一小块一小块地聚而歼之。

5月18日，被围困在雪峰山东麓的日军阵地大部分被空军炸毁，有日军躲藏或隐蔽的森林地带也不例外，林子里烈焰滚滚，烟雾迷漫，以致于飞行员观察时都出现了困难。

第二天，第七十四军的追击作战取得不小收获，江口、洞口一带的部分日军缴械投降。据日俘供称，他们被包围后，得不到粮弹补给，官兵已有三天没吃没喝，导致兵无斗志。除此之外，空军的连日轰炸，也令他们伤亡惨重。

与第七十四军一同进行追击的第一百军、第七十三军也先后包围了日军阵地，经派人劝降，缴械者日渐增多。

前线作战顺利，各级指挥官均喜形于色，认为胜利已唾手可得。6月20日，重庆各界代表亦携带慰劳品来到芷江，等待战局一结束，即前往第一线犒劳军队。

这时候的何应钦比重庆代表都心急。因为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6月21日结束，蒋介石电催他返回重庆，向大会作湘西会战的军事报告，王耀武也将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出席大会。

何应钦和王耀武一商量，湘西会战的结果看来是赢定了，可问题前方战事仍未结束，既未结束，又怎么报捷呢？

6月20日深夜，王耀武把电话打到溆浦指挥所，让邱维达考虑一下，能不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邱维达一听，说你让我考虑几分钟再回答。

其实邱维达心里已经有了底。所谓“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不外乎是草草收兵的托辞。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从来败多胜少，现在将士们流血牺牲，眼看只要再坚持一周，最多也不过十天，就可以大获全胜。草草收兵，实在太可惜了。

邱维达再次要求跟王耀武通话：“我已经考虑过了，要善始善终结束这场会战，最快也得五天左右。”

王耀武说不行，何应钦马上就要动身返回重庆，在他动身之前要设法解决战局。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也要一仗一仗地打，哪里可能说喊停就喊停？邱维达反问王耀武，问他和何应钦有没有商讨过尽快解决战局的办法。

王耀武倒是早就有所准备：在胡琏正面放开一个缺口，就可以早点结束战局。

邱维达追问道：“下面部队长是否同意这样干呢？这样干，对整个战局有什么好处？”

王耀武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继续补充：“就在洞口公路附近放开一个口子就行了。”

邱维达知道再说无益，便向王耀武摊了牌：“我作为幕僚长，不能隐瞒其中的利害得失，也不能执行这一方案。如果你们真要这样干，请你直接打电话告诉各部队行动！”

从给王耀武当团长起，邱维达就以脾气好、从不顶撞上司闻名，但他也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人，他认为这件事不对，就绝不会轻易妥协。

听王耀武说过之后，何应钦又亲自打电话来进行劝说，强调：“军事要配合政治吧。”

邱维达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将被围的敌人放出去，这叫什么政治？！

无奈之下，何应钦只好亲自向第十八军军长胡琏传达命令：“让扼守石下江镇的守军全部撤离，集中全力向日军侧面攻击。”

此前，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的一个精锐主力团依托石下江镇内的坚固建筑，已死死卡住湘黔公路。该团奉命撤走后，包围圈露出了一个大口子，被围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地一拥而出。

第十八军虽然从侧面实施了猛击，但效果与从正面扼住日军咽喉相比，已是相差很远，斩获日军的数量也不太大。因为这件事，第十一师师长杨伯涛、副师长王元直等人都留下遗恨，对上层如此指挥颇感费解。

大包围出现漏洞，使得已逃到洞口附近的日军大部队迅速逃蹿，而被分割在各个小包围圈内的日军小部队闻讯之后，军心变得更加消沉，此后纷纷树起白旗，缴械投降。

6月7日，第四方面军恢复了战前的态势，各军师忙于清扫战场，将所缴获的武器送往后方，其中包括数量不少的轻重机枪和山炮。有的尚未美械化的部队在实际战斗过程中，就已经用缴获的山炮轰击日军，一位美军联络官兴奋地说：“我们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逐岛攻击，也从来没有缴获过完整的大炮。你们自己还没有领到炮，就能用敌人的炮来打敌人，真是难得！”

日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得以撤退到邵阳附近的败兵，因为战斗和逃跑时体力消耗过大，身体抵抗力已严重下降。未逃出包围圈时，精神上高度紧张，所以还能坚持，但一脱离危险区域，在无安全顾虑的情况下，士兵们就再也挺不住了，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地不起。会战结束后，日军官兵的患病率继续不断增多，居然高达战时的三倍以上。

湘西会战是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最吐气扬眉的一次大胜仗。在这次大会战中，第七十四军立下了首功。据统计，“虎部队”在会战中共歼灭日军12547人，自己阵亡2171人，负伤3054人。

湘西会战使第七十四军乃至第四方面军名扬海外。美国国内报纸在报道湘西会战时，把第四方面军说成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是抗战中的常胜将军。

王耀武本人也因此成为国内当时最耀眼的抗战将领。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他是所有增补的新中央委员里面得票最多者之一。接着，国民政府又打破抗战八年停办将级晋任的惯例，将其由陆军少将晋升为陆军中将。

湘西会战结束后的某一天晚上，第四方面军所属某军的军部破例举行了一次有两百多人参加的晚宴大会。附近部队将几乎所有枪炮都拉到屋外，天一黑即向天空鸣放，刹那间，红、绿、黄、白的各色曳光弹飞上天空，形成了难得一见的空中奇观。

晚宴上，连从不说笑的人也张着嘴，哈哈大笑不止。官兵们聊起了抗战中曾遇到过的各种危险经历、奇人奇事，以及未来的个人打算，一直到快要天亮，众人才兴尽散去。

这一天是8月11日。当天中美苏英四国在接到日本通过中立国发出的乞降照会后，发出复文，表示接受日本的投降建议。

自芷江会战起，就知道日本要完蛋，但完蛋的速度如此之快，多少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不管怎样，许多年来的愿望转眼就要变成现实，每个人都为之喜上眉梢，大家见面时，一边握手，一边异口同声地祝贺对方：“我们胜利了！”

8月15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午餐，附近美军顾问团驻地突然枪声大作。惊异之中一打听，才知道美军从广播里获悉了重大消息：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广播讲话，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两个小时后，王耀武也接到了重庆的特急电报，内容基本与之一致。

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受降。根据陆军总部划分的受降区域，第四方面军负责湖南区的受降任务。9月15日，王耀武携工作人员乘飞机飞达长沙，参加湖南区的受降典礼。

上午十点，第四方面军准时在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礼堂举行了典礼。参加人员主要是长沙地区中校以上人员及湖南各地的派出代表，共有两三百人。

日军代表、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等一行三人坐在指定座位上。坂西时年五十四岁，两鬓早已斑白，脸上更是早无刚刚上任时的那股倨傲之态。当王耀武步入礼堂时，坂西立即立正脱帽，向这位昔日的对手、如今的获胜者鞠躬敬礼，并呈上了日军表册。随后王耀武宣读受降命令，坂西等人肃立恭听，表示将遵照执行。

9月20日，第七十四军在衡阳接受日军第六十八师团的投降。第六十八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集合部队恭候点验，所有关于人马、武器、弹药等清册也一一移交第七十四军接收。

尽管是败军之师，但日军在投降时仍秩序井然。所有官兵都能按阅兵方式整队排列，武器弹药在擦拭干净后涂上油，分类集于队前。收缴人员走到哪里，哪个单位呈交表册，按册收缴。

举行投降仪式之前，甚至还可以看到日军骑兵操练的情景，他们三五个人一伙，大部分人上身只穿一件肚兜，徒手乘马，或来往奔驰，或向附近小山头爬山。这些骑兵见到受降人员也若无其事，只管自顾自地练习，让大家很是惊奇。

另外一个给受降人员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军对马匹的爱护。受降时，那些东洋马全都洗刷得干干净净，马的笼头一侧还挂有铜牌，分别刻着乘员和调教员的名字。

日本国土面积并不大，近代以前在国际的实力排名也落后于中国，然而居然能后来居上，不仅跃升为世界强国，而且差一点让中国跌入亡国的命运，其背后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受降任务结束后，第七十四军先是就地驻防衡阳，尔后又或步行或空运，分批前往南京地区受降。那些曾经多次与第七十四军打过交手仗的日军师团，如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等部，都乖乖地在“辉煌军”面前低下了头。

完成了这些任务，第七十四军即奉令担任南京的守备，部队驻扎于南京郊外的孝陵卫，因此被称为“御林军”。全面抗战爆发初期，驻守孝陵卫的“御林军”是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这支著名的王牌部队以悲壮的方式走下了历史舞台。此后的很多年里，第七十四军也多次面临类似险境，幸运的是，他们把“虎部队”和中国第一精锐部队的声名一直保持到了抗战胜利结束。

几个月后，第七十四军的人事进行调整，原军长施中诚外调，早已完成陆军大学课程的副军长张灵甫升任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这时候张灵甫和他的部下不约而同地都想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南京城西的赛虹桥。南京保卫战末期，第五十一师三〇二团一营的残余官兵留下殿后，全营在营长徐景明的率领下孤军奋战，全部在赛虹桥阵地光荣殉国。

某日，张灵甫和周志道专程乘车来到了赛虹桥。作为第七十四军也是第五十一师的老人，他们在桥边深情地缅怀起牺牲于抗战中的袍泽，追忆往事，两人不胜感慨唏嘘。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到底会以怎样的面目到来，谁能够真正了解和预计得到呢？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不管时光的暴雨如何冲刷，一个曾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并立下过盖世奇功的英雄部队，都不应该被这个民族所遗忘。

请记住它的名字：虎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