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王岐山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瞻仰伟人遗容，这一场景本身便是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致敬。王岐山对毛泽东“长远眼光”的评价，绝非简单的政治修辞，而是基于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与制度演进的深刻洞察。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恰似一幅跨越时空的画卷，在百年变局中愈发展现其深邃的预言性与实践性。
王岐山
一、历史周期律的破解：从“窑洞对”到“自我监督”的时空对话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之问，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70年后，王岐山在全面从严治党中重提这一命题，指出“我们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并强调“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瓦解封建经济基础，以群众路线重构政治生态，王岐山则针对新时代利益集团与山头主义，提出“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二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通过制度创新跳出治乱循环。
毛泽东的“民主新路”包含两个维度：一是《共同纲领》确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二是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构建的早期反腐机制。王岐山将“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结合，实质是对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理念的制度化升级。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认知的连续性。
二、地缘战略的远见：从抗美援朝到“联蒋抵美”的时空棋局1950年，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战略决断，将东北边防军改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决策不仅基于对美国军事威胁的预判，更着眼于东北工业基地的安全与苏联合作的战略纵深。王岐山在评价毛泽东时，或许正联想到这一历史棋局——毛泽东用“有限战争”手段，为中国赢得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在1958年炮击金门事件中，毛泽东以“单日打、双日停”的战术，既回应美国核讹诈，又避免全面战争，最终促成两岸“划峡而治”的微妙平衡。这种“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的艺术，与新时代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反‘台独’促统一”战略形成历史对照。毛泽东的“长远眼光”，在于将具体战术行动纳入国家统一的宏大叙事。
王岐山
三、制度设计的根基：从“一五计划”到“不敢腐”的时空架构毛泽东在“一五计划”期间推动的156个苏联援建项目，不仅构建起中国工业化的骨架，更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基础。王岐山在反腐斗争中提出的“不能腐”机制，实质是对毛泽东时代制度遗产的创造性转化。毛泽东用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资源实现工业突破，王岐山则以党内法规体系强化权力约束，二者均体现“制度定型”的战略思维。
在文化教育领域，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催生了《红楼梦》研究热潮与“两弹一星”科研突破，王岐山强调“文化自信”则是对这一遗产的当代诠释。毛泽东通过“古为今用”重塑文化主体性，王岐山以“中国方案”回应西方制度迷思，这条文化自主的道路，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脊梁。
四、哲学方法的传承：从《矛盾论》到“底线思维”的时空贯通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思维范式，王岐山在反腐中运用的“底线思维”，可视为这一范式的当代实践。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提出“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王岐山在反腐中预判“松一松就会出现‘回头浪’”，二者均体现了对矛盾转化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决策机制上，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王岐山强调的“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标准”，共享同一套方法论内核。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王岐山以“全面从严治党”重塑政治生态，这种哲学智慧的延续，是中国道路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王岐山
历史长河中的战略家群像王岐山对毛泽东“长远眼光”的评价，实则揭示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连续性。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不仅在于具体政策的正确性，更在于其构建了一套跨越时空的分析框架——从“主要矛盾”的抓大放小，到“独立自主”的底线坚守；从“群众路线”的政治智慧，到“制度定型”的长远规划。这些思维范式，如同基因密码，融入中国道路的每个细胞。
当我们在新时代回望毛泽东，不应止步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评判，而应洞察其战略思维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化轨迹。毛泽东的“长远眼光”，不是占卜式的预言，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在时空维度上展开的战略布局。这种布局，既解答了“历史周期律”的古老命题，也为“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埋下了伏笔。王岐山的评价，恰是对这一历史逻辑的深刻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