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宗尧

接前文

六、池峰城与谢士炎案

1047年9月的一天，池峰城给我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叫我赶快到他家去。

到了他家，见他神态惊慌，好像出了什么大事。池说，“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余心清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定绥靖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长丁行之等人，执行捕人的是军统人员保定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王耀先，还起出了一部电台。谢、余等参加共产党工作，我早就知道。他们遇有问题常来找我出谋划策，有时还邀我参加秘密会议。现在他们被捕，我怕他们受刑不过，把我咬出来。我想马上离开这里到香港去，关于我的家里一切事情，请你照顾一下。”

我对池峰城建议:“您在这个时候出走不大妥当，蒋介石对你早有怀疑，他们(余心清等)刚刚被捕，你就远走高飞，这不正等于不打自招，贻人口实吗?再说，到香港去的飞机票、轮船票的购票登记，都掌握在军统人员手里，更容易引起怀疑，闹不好不仅走不了，还会招来不幸。”

他迟疑未决，我进一步劝告他:“据我看，他们三个人是不会咬你的，原因是他们知道你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对他们有利，可以营救他们，还可以照料他们的家属。再说他们冒险参加共产党，能够出卖同志朋友吗?你应沉住气，待我到有关方面去了解探听一下，万一有什么对你不利之处，我马上来告诉你，再设法去香港。”

最后他采纳了我的建议。经我利用关系在有关方面仔细地了解,没发现对池不利的议论。我向池反映了这些情况，他才安下心来。

1948年春，谢士炎的夫人在汉口给池峰城来信，请他接济。池让袁荫浓给他汇了款。南京解放前，余心清被释放，是得力于冯玉祥在美国大造舆论的结果，而谢士炎和丁行之却没躲过蒋介石的屠刀，终于被杀害了。

七、军统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的成立与撤销

1948年春,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我到南京，面命我在北平成立“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任我为少将站长，随即让我参加保密局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由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主持，出席的人有南京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山东省政府调查统计室本任许先登，原西安办公厅调查统计室主任王鸿骏，冀热辽边区特别站站长张雄藩，北平站副站长孔觉民等二十多人。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巩固华北各地的治安保卫，督促各地秘密组织向解放区推进，利用各种方式方法站住脚，进行组织活动，刺探军政情报，配合反攻。

此会开了七天。在最后一天，毛人凤把我同张雄藩等十人带去见蒋介石。在介绍了各人的姓名、职位以后，蒋讲了话，大意是:戴笠之死是组织的最大损失，大家都要怀念他，要有戴笠的精神，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等等。他鼓励大家深入到解放区去开展工作，最好是吸收解放区内的亲友们参加组织，他认为这是很有效果的办法。

在会议期间，保密局布置组少将组长赵斌成(字健侯)向我说:所属各地组织都是在解放区以外设立电台的，没有一部电台在解放区内工作过。这次成立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就是要设法把情报触角深入到解放区去。他还作出了有关指示。

1948年3月15日，我在北平市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成立了“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我任少将站长，上校副站长是吴案议，下设秘书陈钊，并设情报股、侦防股、人事股、会计股、总务股、译电员，打字员、交通员，收发员和直属通讯员等。

接着组成了下列几个组，进行活动:

(一)在涿县成立冀西组，组长刘惠民，准备推进到涞水县解放区。该组曾收集到军事情报一百五十多件。

(二)在唐山成立冀东组，组长刘凤鸣，准备推进到遵化县解放区。该组在冀东解放区内搜集到军事情报约一百五十多件。

(三)在天津市组成津南组，组长先后为张之诚、李景华，准备推进到静海县境内，但未达到预定地点，该组曾搜集到津南军事情报五十多件。

(四)在察哈尔省张北县成立察北组，组长王多水，在多伦、沽源和宝昌县一带搜集到军事情报一百多件。

(五)在天津市成立平津组，组长徐海东，搜集到冀中军事情报二十多件。

从这个特别站的五个组的工作成就来看，我觉得费了如许人力、财力，冒着生命的危险，几个月来所得仅仅是几百件不尽可靠的所谓军事情报，特别是这五个组始终没有带着电台进入解放区开展工作，这就充分说明解放区政权巩固，人民的革命觉悟高和社会组织的严密;同时也说明了特务人员的低能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鉴于以上情况，我丧失了信心，感到这种活动毫无裨益，甚至厌倦。此时，适逢辽沈战役展开，如果锦州失守，华北不保，我和所属的一些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在原地区工作。因此，我乘机向毛人凤建议，撤销特别站，另组地下五人小组进行工作。至于我们这些人，则请南京另行委派工作。

1948年12月14日，毛人凤复电同意撤销，并令将吸收的人员各发两个月薪饷遣散。毛人凤在电文中说:“我兄不要南来，另有重要任务委派。”命令我和吴宗汉等出人到北平站报到。

次日，又接毛人凤来电，命我接任北平站站长，并布置五个潜伏组。所需电台，可问保密局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具领。

1949年1月20日，阎守仁同另外一个人给北平站送来美国制五瓦特电台五部，供潜伏组使用。

北平站站长一职，在保密局内一向是角逐的对象，其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原任少将站长王蒲臣是浙江省江山县人，是毛人凤的小同乡、表兄弟，又是同学，因此才把这个重要职务交给他。我在军统局的资历很浅，讲局龄，只有七年，而且一直不在大城市工作，实际上只是一名外勤人员。毛人凤怎么现在对我如此垂青器重呢?接着我又想到华北的形势和全国大局，使我这个专搞情报工作的人一下子头脑清醒过来，蒋家王朝已经濒临覆灭的边缘，危在旦夕，华北“国军”已进退失据，成为瓮中之鳖。原来他们是在蒋家王朝覆灭前夕把我推出来当他们的替死鬼。

八、接收保密局北平站

毛人凤虽然命令王蒲臣把站长的职务移交给我，却并没有让他马上离开危在旦夕的平津地区，仍然派他担任保密局驻在北平的督察。这个“督察”虽然没有衙门和实权，却成了保密局对北平军统组织的“钦差大臣”。王蒲臣利用原来的政治地位社会关系，到处都有他的耳目，实质上是毛人凤在北平的特级情报员，可以随时利用保密局北平支台直接向毛汇报。

几年来，我虽然一直同共产党作对，也见过一些共产党政治犯，却连一个不是政治犯的共产党员也不认识。事实上，过去也不想认识这样的共产党员，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触犯军统纪律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严酷的处分。不过，我已认清了当前的局势，决心弃暗投明，寻找真理，并且自信能够找到真理。

就这样，我找到了这些年来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北平市北长街八十一号闲住的池峰城。我早就观察到池对蒋介石心怀不满，而对共产党则有好感。因此，这次来找他就毫无顾忌，推心置腹地同他谈起当前的形势来，希望他为我寻找真理搭桥铺路，他毫不犹豫地立刻表示同意。据后来了解，他那时同共产党已有联系，他家里就掩护着共产党派来的地下党员李颖。

1948年12月18日，池峰城给我通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并说:“你托我办的事，已有着落。”

我如约前往，池峰城介绍我与中共城工部刘仁的代表王甦(化名王博生)见面。王很热情，我首先向他汇报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我接受北平站站长职务，并叫我布置五个潜伏组，你看该不该接?”王甦代表说，“你接北平站对咱们有利，千万不要暴露身份，振作精神，积极做好联络工作。”

此外，我还请王甦转达刘仁，建议在城内组织地下军，我可以供给枪械和弹药，明天(1948年12月19日)先供给美国造头号左轮手枪六十支，子弹六千发，待我接任北平站长后，可以供给一个团的步枪、机关枪、手枪等武器装备，队伍组成后，可与解放军配合作战，打开一个城门解放北平。王代表说:“回去请示刘仁怎么办，明天答复。”(后因酝酿和平解放北平，未实现。)

12月19日上午8时左右，我再次与王甦代表在池峰城家里会晤。王甦代表说，“刘仁对你的建议认为很好，完全同意，已经给毛主席去电请示，复电到后再行决定。”我说:“昨天谈的枪支和弹药，已经准备好了，是我送来，还是你到我家东板桥14号去取?”王甦代表答复说:“先存放在你家里，用时便通知你，我们去取。”

至此，我认为同中共的关系已经确立，便开始筹划核心组织。

1948年12月间，我约四平站少将站长冯贤年和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李英密谈，我策动他们说，“我认为老蒋的半壁江山是保不住的，别去南京了，最好的出路是起义投诚共产党。”他俩都同意我的想法，表示决心要干，但不知怎么入手。

我就把自已已经投向革命的经过情况全盘托出。我之所以这样大胆地托出，原因是，冯贤年同我的私人关系较深，他在军统组织中是老资格，上下的人他都熟悉，尤其北方的军统人员，都同他有往来。因此，我对他说，“既然决心起义投诚共产党，就必须有所贡献。”于是我责成他侦察我的前任北平站长王蒲臣是否已经布置了潜伏组织。

至于李英，他是1922年我在东北军骑兵第五师任少校军需官时前老同事，相知很深，更用不到有何顾忌。

几天后，冯贤年告诉我已查出韩北辰和周受轩是王蒲臣布置前两个潜伏组长。他又告诉我，王蒲臣之所以迟迟不交北平站站长职务，是因为听说大局好转，就不想交了。于是我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攻势，叫吴宗汉(前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副站长)拟稿给毛人凤去电说:如果王蒲臣再迟延不交，我就不准备接任北平站职务了。电报发出多日，始终未见回电。

王蒲臣

1949年1月6日上午8时，北平站副站长宋元和给我打来电话说:“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昨晚已来北平，请你到站部有要事面谈。”我见到叶时，他说，“毛人凤先生征求我的意见，让徐兄接任北平站站长，我已完全同意。”接着又对我说:“现在有要事马上要出去，今天下午5时，请你在这里吃饭。关于北平站职务的交接问题，在吃晚饭后，咱们再同王蒲臣兄商谈。”

当晚，应叶翔之的邀请共进晚餐的人，有王蒲臣、毛惕园、周正、刘振翮、阎守仁、梁颐亭、朱元和等十余人。饭后,叶翔之主持开会，他首先就说:“各位要是听说大老板(指蒋介石)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时，干万不要惊慌，要坚守岗位，继续工作，一切要听组织的指挥。”接着就说:“我同徐宗尧和王蒲臣两兄有事相谈，各位先回去休息吧!”

随后，叶翔之问王蒲臣和我说:“哪天交接呢?”王蒲臣想了想说:“1月19日交接吧!要有个时间清查各项物资，才能造册移交。”叶之又问:“站部还有多少存款?”王蒲臣说:“只够发给全站人员一个月的薪饷。”叶翔之说:“在必要时给每人发两个月薪饷遣散，如果到南京去的,让他们自筹路费,到南京后实报实销。”关于站的经费，他说回去就汇来，结果并未兑现。

这时，我对叶翔之说，“毛(人凤)先生叫我布置五个潜伏组，预计需要二百万元。”叶说:“回去后一并汇来。……徐、王两兄没有别的事情就回去休息吧!明天早晨坐飞机回南京，谁也不要送才好。”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叶翔之。

我原计划同王甦代表一起去接收北平站，届时他没有来，而池峰城也不赞成这样做，所以我便独自到站部从王蒲臣手里把北平站接收过来。我立即委派吴宗汉担任内勤专员、代理副站长职务，冯贤年担任外勤联络专员职务，其他职工仍旧。

两天以后，王蒲臣又移交了经军统局没收的马汉三(前北平市民政局局长、军统华北办事处处长兼北平站第一任站长)和刘玉珠(前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秘书)的财产清册一本、库房钥匙一把。

以上情况，我在池峰城家中都向王甦代表作了汇报，并把北平站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并交给了他。但他没有接受，他说:“先存在你那里，以后再取吧!”只把钥匙收下了。直到人民解放军进城时，王代表才把上述所有库存物资全部取去。

九、北平站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

军统组织一般说来是比较严密的，特别是对中层人员控制尤其严格。到了下层，就比较松，至于那些所谓“义务”情报员，实际上是用金钱作钓饵，任其招摇撞骗，敲诈勒索，造成声势欺压善良。虽然某些高级头目标榜清廉，故作严峻，强调纪律，权势凌驾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之上，而实际上则暴戾恣睢，贪赃枉法，残酷狠毒，灭绝人性，黑暗内幕，不堪耳间。象北平站第一任站长马汉三，实因其闹得太不象话，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蒋介石才不得不杀之以装点门面。

北平站的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保密局规定北平站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

北平站所属秘密组织:(日本投降后)马汉三是最早组织者，任第一任站长;第二任为黄天迈，第三任为文强，任期很短;第四任乔家才;第五任为王蒲臣;第六任为徐宗尧。都是少将军衔。秘密组织设有秘书室、机要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总务科(下设收发室、传达室，警卫组、汽车组、总务组)、情报科(下设情报组、特别情报组)、行动组、策反组、学运组、心理作战组、华北补给站(各种枪械和子弹等武器装备)等机构。

公开组织成员则分布在北平行辕第二处、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统计室、保定绥靖公署第二处、华北“剿总”第二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政府内有一部分区长、北平航空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七十二兵工厂稽查组等很多机构。

1949年1月20日，王蒲臣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在东城区弓弦胡同四号“戴笠纪念堂”对我说:“今天要把北平站的全部档案烧毁，你要当着全站人员的面进行。”所谓“全站人员”其实全是王蒲臣的人。

我回到站部和冯贤年商议怎么办，冯说，“北平站的主要档案，王蒲臣早已销毁了，这是站内人员所共知的，只把部分不重要的档案移交了下来。今天王蒲臣又以保密局北平督察身份发号施令，其中必有原因。为工作安全计，只得把这部分档案烧了。当前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北平站全部人员的原姓名、官阶、职务、历任站长的底册拿过来，其他不要管了。”

我认为冯贤年的意见可取，立即向人事室主任张玉振要全站人事底册。张说:“在你接收北平站以前，就奉王蒲臣之命把所有底册烧光了!”怕我不信，还带我到现场看了烧册子的残迹。

就在这天上午8点多钟，北平看守所所长局正和法官崔汉光来到站部，交了两个签呈给我，一个是签请释放一百多名政治犯。我叫吴宗汉批示“如拟”，我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另一个是签请枪杀李华山、刘清华、林世大等三个人，我没有批，对他俩说:“我得向保密局请示后才能决定。”他们无言走了。实际上这只是我的托词(这三人在北平解放前夕都被释放了)。

十、响应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1949年1月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在平军统各单位的头子开了一次短会。我已多时没有见到傅作义，这天他穿的是便衣、神情冷静严肃，由一名秘书(姓名忘记)陪同着他出席。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徐宗尧、王蒲臣、北平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十余人。

傅作义的讲话很简短，他首先记述了过去的所作所为，说感到惭愧，接着说:“今天(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可以负责要飞机把你们送走。”说完便进内室去了。

这时，王蒲臣把早已拟定的特务人员名单(包括我在内)交给了傅作义的秘书。看来，签字前后的情形，王蒲臣是知道的。但其他的人对签字这么快精神上好象还没有准备。

杨清植问我：“你有办法没有?如果有办法，我就不走”我回答说:“没有办法。”他就给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叫电话，说他明日早晨就乘飞机去南京，特向楚主席告别。接着他又对参加开会的人说，“各位今晚都到警察局集合，明早飞南京。”从此，再没有同他见过面。

散会后，我在怀仁堂大月门外问阎守仁:“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接任北平支台台长?”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看来一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任的。”我说，“好的办法就是起义投城共产党!回去把北平支台全部封闭起来，停止对南京发报、联络，并将所有电台和各项档案、物资赶造清册，准备交代。”

离开怀仁堂，我立即去找池峰城，商谈新的步骤。我请他派人赶快去找刘仁的代表王博生来会商，以便在当晚逮捕那批军统头目。池峰城说:“傅作义都要放走他们，我们何必得罪人?”我说:“逮捕不逮捕这批人，必须请王代表来决定。”经过再三要求，池才同意派人去找王甦，叫我先回家休息，听电话通知。

我回家后，嘱咐随从人员阮守义看守电话，不论池峰城什么时候来电话，都立刻叫醒我。结果阮守义等到天亮，也没来电话。

1949年1月23日早，我给池峰城打电话，据说，王代表没有来，只得眼看着那班人鸿飞冥冥。下午4点钟，才在池峰城家见到王甦代表。王问:“特务头子都已飞走了吧?”我回答:“都已飞走了。”王代表对我说，“因为济南解放时,敌工人员大量逮捕国民党人员，秩序搞得非常混乱，毛主席指示，今后不要随便捕人。”

1月31日下午5时，王代表到我家东板桥一四号来取走那批美造头号左轮手枪六十支，子弹六千发。当时我催请他同时把我接收的北平站各项清册带走，他说:“现在很忙，明天上午10点钟来取。”结果没有等来。

不久，我接到傅作义给北平站的一份代电，附有军统人员一百多人的名单一纸，肯定就是王蒲臣交给他秘书的那一份。电文中说明准许这批人买飞机票前往南京，我随即将这份材料转交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侦讯科科长任远。

附带说一下，有一个名叫陈仙洲的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在保定解放时，率领属下各科室人员和保安警察大队长李国治、侦缉队、消防队、女警队等八百多人，撤退到平西门头沟驻扎，解放军缩小对北平的包围圈之际，陈仙洲命令所部顽固对抗，接触半小时即被全部歼灭，陈仙洲被活捉。但在解放军押送这批俘虏到老解放区的途中，陈仙洲黑夜潜逃。1949年1月23日，搭乘杨清植这批人的飞机逃掉了。

1949年1月23日，北平军统头目大批南逃之次日，树倒猢狲散，北平站属下各单位人员，惶惶不可终日。

1月24日下午1点多钟，北平交通支台某支台长到北平支台所在地“缎库”大声叫嚷:“你们投降共产党了!”北平支台全体报务员为此与彼理论，争持不下，行将动武。阎守仁给我来电话，促我快去解决这场纠纷。

我到北平支会之后，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对他们讲话说:“你们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你说他投降共产党，他说你投降共产党，因此争论不休。我可以在这里说明一下，如果蒋介石、毛人凤能关心大家的生命安全，就应该派几架飞机来接你们回南京，并把所有的电台和人员运走，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并不关心你们的安危，而你们还效忠蒋介石和毛人风，摆在你们面前的，岂不是死路一条吗?”

说到这里，有个报务员带头高声说:“拥护徐先生的说法!”接着全体报务员和北平交通支台台长也都高喊:“拥护徐先生的讲话!”

到此，留在北平的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投诚共产党的意见统一了。随后,我将军统北平站潜伏小组及这些小组配备的电台、密码、武器等交给城工部负责同志。我日夜谋求的组织北平站和平起义的目的达到了。

我深知冯贤年在军统组织中熟人很多，尤其是北方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与他有交往，因此我动员他侦破王蒲臣最后布置的潜伏组织，作为起义投诚共产党的献礼。

结果冯贤年先后查出韩北辰和周受轩两个潜伏组长，还有另外一个组织的头头龙超,都是王蒲臣布置的潜伏组。人民解放军入城后，我会同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处任远科长和常秘书逐一破获了这三个潜伏组的全部成员，并缴获电台三部和一些密电本。

王蒲臣拨发各组的经费办法是，由王的机要秘书张维翰开出兑条，交持条人到东交民巷斯罗医院找张的小姨(姓名已忘)她是该院的护士，规定只认兑条不认人，凭兑条即按数额照发。

根据北平站总务科科员何万洲的线索，王蒲臣曾同他一起到天津向四友公司经理白连城(也是军统上层头目，是解放前北平四大奇案之一的一名主角，现在台湾)那里取回电台四部。因此可以断定、王蒲臣布置的秘密组织，当时有一个尚未破获。

第一个潜伏组是韩北辰任组长。当2月3日我同北平市公安局任远科长和常秘书前往其住所动员他起义投诚时，他的态度就不老实，提出先决条件，要保证，要职务，任远耐心地对他进行说服教育，他仍一味在这两个问题上绕弯子，纠缠不休，费了一个多小前的口舌还不完。我本来坐在一边，没有插口，到那时我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激，就站起身来大声斥责他说:“既然起义投诚，就不应该再讲条件，我命令你立即交出全部人员、电台和密电本，别的事，我保证。”他这才乖乖地把人和东西交了出来。

第二个潜伏组是周受轩的那个组，2月3日由北平市公安局任远科长和我等一起前往破获的，起出电台和密电本，并交出全部潜伏人员。

第三个潜伏组，是南京保密局派龙超来北平组成的。破获后，龙超在清河训练大队学习时表现仍不老实，继续作恶犯罪，终于在1951年1月3日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此外，还有一个潜伏组，路捷音任组长。这个组是由收发报务员(姓名已忘)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后，公安人员随同前往路捷音家才破获的，并起出电台一部，密电本是经过一番周折才找到的。

事实上，还任在一个潜伏组,组长是秦应麟，他携带电台由北平逃往台湾，见到了毛人风，毛又派他到天津建立潜伏组，并对“今后天津的工作关键在你身上了。”后来这个组在天津被破获，起出了电台和密电本，以及全组人员。1951年3月间，秦应麟在茶淀清河农场被镇压了。

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

那是1949年1月间，有个名叫郭文洽的人，来到东板桥十四号家中找我，声言代表马越溪先生来请我去会商某项重要事件。马越溪这个人我在日本投降后在北平舍饭寺花园饭店见过面，当时他挂着抗日锄奸团的旗号，也属军统系统。据郭介绍:马越溪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敌工组织的负责人，现为共产党做事，并说马的弟弟在共产党内很有地位，马想给国共双方做些工作，请我去商治合作。我什么时候愿回南京，马越溪都能给我开护照，派人护送。我对马越溪是否在为共产党工作,甚是怀疑，于是对郭文洽说:“我起义投诚共产党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我决心不再为国民党工作了。请你回去转告马越溪先生，就说我劝他要真的给共产党工作，别再给国民党工作了，我不想去会见他。”

郭文洽走后，我立即把以上情况报告给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讯科任远科长。后来郭文洽到炮局胡同清河袜厂三中队学习时为我说:“马越溪在北平解放前后的反革命活动已经查实，被人民政府当众宣判镇压了。”

1949年2月6日，北平市公安局第二处命我在东板桥十四号自己的寓所里成立“军统人员登记处”。由我负总责，登记处成员有冯贤年，王泰、朱世林、何万洲、韩北辰、袁必英等人。每天分别通知有关军统人员来处登记。登记他们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现在住址和缴枪数目，每天由我将登记表连同收缴的枪支一并交给市公安局二处任远科长收存备案。

由2月6日开始，到同月22日止，共登记军统人员一百多人，收缴枪支若于。22日下午5时，任远科长用电话通知我说:“明天中午12时，把你已经登记的一百多名军统人员全部到鼓楼后马厂十号开会，研究他们的工作问题。”

我按命令准时将全部登记人员带到后马厂。任远科长对我说:“你可以转告他们，让他们用电话通知各自家属把行李送来。关于你本人，你曾向冯处长要求给予学习的机会，今天可以达到愿望了，送你到清河训练大队学习，用清河之水把污点洗净，然后分派工作。”我说:“这就好了。至于送行李的事，除了我以外，他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无法通知，可否派人把这些人的行李取来?出了什么差错，由我负责。”任远科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派王泰和朱世林两人去办这些事情。

接着，我向任远科长说，“自己打算回家去一次，把家里安置一下，同时把行李取来。我要把自用的站部所有别克牌汽车一辆，私人手枪四支和站部的手枪一并上缴。”任远科长说:“很好。汽车都出去了，等车回来，咱们一同去。”我到家后把事情办完了，就想回去。任远说:“您在家吃过晚饭再走吧!那边预备的晚饭不很好，还是在家吃吧!”我说:“如果您不同我一起便饭，我就回去吃。”任远为了照顾我，才和我吃了饭，随即乘原车回到后马厂十号。

当天晚上9点光景，北平市公安局用汽车把我和登记的军统人员送到清河训练大队，由大队长安林(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点收。

在我走上新生的旅程中，通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劳动，实现了用清河的净水冲洗污浊头脑的愿望，逐渐懂得了一点马列主义，学到了一点毛泽东思想。党对我也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从1962年起，一直让我担任北京市三至六届政协委员的职务，让我参与协商国家大事的活动。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与照顾，我决心学到老，改造到老，力求在后半生的时间里以功补过，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我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