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之殇:康延孝是怎么做到1小时22分速通成都的?

邬雨薇啊 2025-02-19 16:27:48

这个时候的前蜀政权在干什么呢?其实,李严前脚刚踏出天府之国,王衍后脚就开始了军备竞赛。宋光嗣的从弟,宣徽北院使(另说东川节度使)宋光葆和他哥哥一样,都是主战派。他给王衍上了一个“上蜀主表,” 阐明了他的军事思想,挺有意思的,内容如下:

“晋王攻灭朱梁,绍唐称制,冒李氏之苗裔,以郑王为远祖。遣使西来,侮慢尤甚,轻蔑我国,必将交恶。宜励兵选将,执戈待寇。请于秦州屯兵万人,凤州三千人,控扼要害;命大将帅兵万人戍武威城,应援秦凤;万人戍兴元,应援金州及骆谷;万人屯利州,应援文州及安远城;二千戍扶州,为秦凤犄角。命渠果州管下蛮酋,各聚兵裹粮,专听师期。昔成汭据山陵,养兵五万,皆仰给云安。请择安州刺史充峡路招讨副使,改榷盐法,以广财用。嘉、眉二州增治战舰,募舟师五千下峡出江陵,步骑出襄阳,大兵急攻秦雍。东据河潼,北以厚利啖湖广,利则进师,退则分据峡口及散关,以固吾国,可以伐敌之心。”(全唐文)

◎ 我在某地图上标注的宋光葆的战略构想,绿色是战略要地,黄色是驻军万人,蓝色是驻军少一点的。

总结一下,如果要成功,北路的那些部队必须拖死唐军,蜀军的主力才能顺江东下,从南边直插荆南的软肋,进而攻取陇右。这个时候就可以和汉中的部队配合,占据潼关,和马殷、刘䶮结盟。如果那时的形势对唐军有利就进军,不行就退回宝鸡。这个计划的关键是两边的兵力需要分配合理,防守的兵力太少,家就会被偷;进攻的部队太少,就不能取得进展。排除蜀军战斗力低下且士气低迷这一不利因素以外,这个计划攻守自如,堪称完美。

王衍和笔者想到一块去了,他赞同了宋光葆的部分方案,把具体部署交给他去管。但是王衍无法提供太多支持,他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荒淫酒色”(五国故事)上。

宋光葆在按部就班地执行他的方案:以王健养子,战功卓著的王宗鄂,帅二十一军驻西乡县;昭武军节度使在广元屯军;以熟悉重庆地形的张武为陕路应援招讨使;战斗力最强且待遇最优厚的亲军留守成都。照这样下去,前蜀翻盘的可能还是蛮大的,至少不至于在后唐的时候亡国。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抓马的事情发生了,蜀国的户部尚书欧阳彬被任命为唐国通好使,李存勖又派了个使者去了解情况。结果您猜怎么着,王衍这哥们居然以为前蜀和后唐的外交关系已经升级成了大使级别。

既然如此,那宋光葆前面的用兵战略也就不适应这个两国合作共赢,迎接国际化的新时代了。于是前蜀单方面撤了和后唐边境上的守卫部队。王衍不顾群臣和太后的反对,准备跑到秦州游览名胜古迹,一路上吟诗作乐,烧香拜佛,好不快哉。

在这些群臣的奏章之中,有一封来自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这个人的事迹不是很多。我个人认为他的这封奏疏是五代最雄壮的一篇,后人给他起了个名叫《谏蜀后主东训表》。虽然内容不如《天下第一疏》那么露骨,但在前蜀人才济济的政治生态下,已经是难能可贵。由于篇幅过长,我无法把他放在这里,不然会被大家认为是水字数,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查一下。

说回正题。此时的唐军先锋已经到达了宝鸡,郭崇韬让部队兵分两路进军,主力趋大散关,走剑阁道,过广元,入成都;康延孝的部队作先锋攻凤县东北的武威城。在唐军出发前,他们在凤翔短暂停留过一段时间。李继岌秉持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王道精神,先给蜀地各个州县发了一道檄文.

内容大意是:“快点投降,可保俸禄,如果不降,你就没了,梁朝伪官,皆保其职。大唐人不骗大唐人。”

这个檄文还说,若有“诛斩伪命将帅,以其藩镇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册府元龟)

一方面诱惑那些并不忠诚的下属早做行动,另一方面胁迫前蜀任命的镇守们,魏王还是高啊。

果然,这个檄文发出去后不久,同光三年十月十八日,武威城的守将唐景思就降了。李继岌要拿他做榜样,所以即使武威城内的士兵不过四百人,还是让唐景思去做了兴州(今陕西省略阳县)刺史。

顺带一提,这哥们做官一直做到后周柴荣时代,可能是得罪人了,死的时候比他现在在后唐的官职要低,不过是个行刺史。

与此同时,王衍带了数万兵马刚从成都出发,不是去打仗,而是去东游。得到了唐军动向的他丝毫不以为意,觉得是群臣合在一块拿自己打趣,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前进,甚至还有雅趣作诗。本来唐军主力很是缺粮,即使凤翔持续供应也无法维持。郭崇韬虽然在过大散关时跟将帅们表达了背水一战之意,但他内心也很犯嘀咕。

在得到了康延孝的捷报后,郭崇韬才放下心来,武威城中的二十万斛粮食至少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前蜀的武兴军节度使王承捷不知道唐军缺粮的问题,认为凤州已经门户顿开,他给成都方面发的告急文书迟迟得不到回音,加上被康延孝故意放走的败卒所散播的恐怖情绪,这众众原因加起来让他误以为自己凭四州之地无法抵御锐不可当的唐军,干脆投降算了。有一说一,投降对王承捷确实没啥坏处,他还是继续做节度使。唐军吸收了八千蜀兵和四十万斛,士气大振。郭崇韬直呼“平蜀必矣。”

史书记载,这个时候的王衍还在利州快乐的玩耍,得到消息后“大惊,扈从百官旋各分散,辇毂窘迫,奔驰归国。”(锦里耆旧传)这个史书的作者是宋朝的一个县令,他掌握一手资料虽多,但很容易夸大事实。

实际上根据一向强硬抵抗的齐王王宗弼和宋光嗣的说法:“东川、山南兵力尚完,” 前蜀还有实力决一死战。而且通过后面的情况来看,王衍回到成都后受到了百官的欢迎,这说明人心尚在。

王衍这时才有了朝不保夕之感,他任命王建的三个义子为三招讨。这三个人会的技能很多,吃喝嫖赌,无一不通。除此之外,便啥也不会了。话说王衍平日里非常宠爱他的亲军,给他们的赏赐远超正常的限度。可以和魏博的牙军对比。但罗氏的魏博和王氏的前蜀有很大的不同,魏博的兵力主要组成结构就是牙军,但前蜀的军队番号可是多种多样的,亲军的人数不过一万人。正因如此,其他军队对于这个偏心眼的主公非常不爽。主帅不习戎事,士兵没有斗志。另外,这支蜀军还需要跨过上千里的山险北上迎敌。这样的军队除非孙武、吴起再世,不然不太可能打赢胜仗。

最终。康延孝的部队和三招讨的部队在山南西道的首府兴元接触,蜀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损失五千人。这是蜀军唯一一次和唐军的正面接触。此战过后,前蜀任命的节度使和刺史仿佛抢业绩一样争先恐后地投降。在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唐军一口气笑纳了二十二个州,历史上伐蜀的进度从来没有这么快的。这些投降的节度使和刺史基本上都姓王,要么是宗室,要么是义子,到头来投降的最快。

前蜀唯一一个抵抗最彻底的反倒是个外家人,他是陕路招讨使张武。张武所管辖的地方包括施、夔、忠、万四州,如前所述,后面三州在唐朝的时候归荆南节度使管辖。唐末失序之后,被厚颜无耻的王建给吞了。

高季兴一心想着收复这块自古以来就属于荆南的土地,但就是打不过这个张武。现在高季兴挂上了西路招讨使的头衔,感觉情况好起来了,说什么也要驱逐鞑虏,复我荆南。但张武真不是吃干饭的,他效仿孙吴故事,发动技能“铁锁横江,” 阻隔了高季兴水军西上之路。就跟当年夹河对峙一样,高季兴招募敢死队员去砍铁链。

此计虽然屡试不爽,但张武在选材这块下了血本,再加上风大的缘故,这些敢死队员被链子困得动弹不得,全军覆没。高季兴本人居然在这个敢死队里,只身逃走。按理说荆南的大部队在后头,就这样这样跑了实在是不太体面。最后张武听说蜀军北路兵败如山倒,明白败局已不可挽回,于是向李继岌投降,而不是荆南。

因为前蜀将领投降的速度比唐军的行军速度还快,两周后,康延孝可以说没费一兵一卒就进入了距离成都三百里的锦州(今锦阳市)。在这里,唐军遇到了入蜀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考验。具体而言,锦州有一条锦江,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知识,这个锦江明明在成都那边,而且不算什么大河。排除它改道的可能,锦江的意思是锦州的江,那不是涪江,就是安昌河。根据后面的渡河难度看,应该是涪江。

这个江上原来是有桥的,但是被王衍给撤了。锦州府库被蜀军执行了“焦土政策”,俗话说就是扫荡。如果要从人权角度考虑,唐军造桥或者造船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然而,涪江周边实在没啥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些士兵需要担着蜀军随时卷土重来的风险,饿着肚子干活,不是非常靠谱。强渡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正过河的人很有可能只有现在的一半。

究竟该怎么办呢?一向大胆的康延孝给西川管内招抚使李严提交了一份满分试卷:

“吾悬军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胆之时,人心离沮,但得百骑过鹿头关(今德阳市下辖镇),彼即迎降不暇。如俟修缮津梁,便留数日,若王衍坚闭近关,折吾兵势,傥延旬浃,则胜负莫可知也,宜促骑渡江。” (旧五代史)

李严是个文官,对于康延孝的方案除了赞同以外无法给出任何建设性建议。于是康延孝带着先锋部队中的两千骑兵先渡,存活率高达50%。康延孝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直接进入成都,夺取头功,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汉州等待李继岌的大部队。他为了给领导做好准备工作,还把李严送进了成都,协调投降事宜。原来的前蜀的皇帝---王衍,因为“身体原因” 不再掌管事务,改由王宗弼做话事人。为了让皇帝陛下更好地疗养,他把王衍安置在了更贴近大自然的西宫,没收了容易让皇帝分心的玉玺和宫女。可惜了前蜀,这个忠臣的来得太晚了些,无法阻挡国家覆亡的命运。

同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杀掉了以宋光嗣为代表的几个替罪羊后,在西宫“养病”的前蜀后主王衍罕见的出现在了公众面前。他身着白衣,自缚双手,口中含璧,手牵羔羊。在自愿带上桎梏的前蜀百官面前向后唐魏王李继岌和枢密使郭崇韬投降,唐军接受了投降。

由舞阳的私盐走私犯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在其极盛时疆域囊括了整个四川、湖北、陕西、甘肃大部和部分云南及贵州,最终步了历代巴蜀割据势力的后尘,于同光三年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前蜀传国两代,享国三十四年,在十国当中还算长寿。即使在王衍统治末期,前蜀也有高达六十四州的土地和金帛数千万的雄厚财力,结果在短短的七十天内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曾在神宗朝大力举荐王安石的太常博士张唐英在他的著作《蜀梼杌》中如此评价道:

“ ...(衍)既不卑词厚礼以睦邻,又不选将练武而守国。唐师压境,尚谋宣淫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议。其灭亡也宜哉!然予观庄宗之才,非司马文王之比,崇韬、继岌,庸儿缪将,非锺会、邓艾之比。是时,天下郡国,十未得五六,藩镇跋扈,经略未暇。虽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计,止于求金帛锦绣,以自足其所欲。衍诚能啖之以利,结之以好,勤劳霸政,勇于为治,尚可延数十年。俟真主应运,纳土归命,不失为窦融。而以鄙吝召祸,不免面缚。及拜裂土之诏,忻然自得,以不失为刘禅。属天未厌乱,中外有变,非辜殒命,可哀也哉!”

可为万世永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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