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49岁年富力强的潘汉年被逮捕，轰动一时的“潘汉年案”就此拉开序幕，这位曾经在隐蔽战线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红色特工，从此深陷身陷囹圄，就是是什么原因让潘汉年的后半生在冤屈中凄然落幕呢？

从莫斯科到沦陷区，参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这还要从长征说起。遵义会议后，中央发现之前上海的地下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导致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中断，因此亟待需要重建上海地下组织，并开展情报收集等秘密工作，在中央的深思熟虑下，决定派遣潘汉年和陈云先前往上海，然后再绕道去莫斯科。党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一是因为在当时党中央同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为避免自己长时间处于隔绝状态，需要同国内外的党组织保持有效联系。二是考虑到 1931年中央特科改组后，潘、陈二人在隐蔽战线上就已有过共事经历。当时陈云任特科总负责人兼一科科长，潘汉年是陈云的助手兼二科科长，他们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积累了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

于是潘汉年与陈云二人悄然离开了长征队伍，辗转来到上海，历经千辛万苦，潘汉年又前往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直到1936 年西安事变之后，潘汉年才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候离开莫斯科的潘汉年，被中共中央委派为国内外国共两党谈判的中共代表，一时间成为国内联络各方政治势力的关键人物。

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实并不完善，还需要一个包括政策制定、信息传递以及各种事变处理等多方面在内的复杂过程。而潘汉年凭借多年在白区工作的人脉和经验，能够充分利用到各种社会关系，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比如在1936年5月，潘汉年就来到香港和邹韬奋商议《生活日报》的舆论导向问题。潘汉年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推动《生活日报》发布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的内容，呼吁全国人民建立统一战线，竭力让社会舆论的基调由“反蒋抗日” 向 “联蒋抗日” 转变。

不仅如此，在香港，潘汉年还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宣传性文件。为尽快争取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特别是在救国会因内部组织的复杂性而导致其提出的口号、宣言和纲领都比较偏激的情况下，潘汉年还特意做了邹韬奋、陶行知等人的思想工作，并让胡愈之以中间派的口吻起草了一份基调和《八一宣言》基本相近的文件,也就是后来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由于该文件表达了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愿望，赞同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因而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此外，潘汉年还与叶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以及一些桂系在港代表和旧的情报工作人员加强了联系，并依据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精神，向他们通报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最新主张，即在国际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潘汉年的在港活动极大拓宽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即 “从文学的圈子扩大到了民主党派的核心领导层”其中与救国会成员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更是为他后来开展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打下牢固基础。

从中共代表到红色特工，一举打通汪伪政权高官的情报线。

当然，潘汉年最令人称道的还属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与汪伪政权的高官之间长袖善舞，传奇性的争取到多个高级别的汉奸为中共提供可靠情报。其中包括汪伪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

1939年，李士群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建立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任特工总部副主任，后兼任汪伪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汪伪江苏省省长等要职。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1939年李士群主动提出把共产党员胡秀枫作为他与中共的联系人，到他那里工作，因胡秀枫夫妇此时正在国民党上层做统战工作，难以抽身，遂有胡秀枫的姐姐关露(胡寿楣)作李士群和中共的联系人，并且监督李士群，经过关露的观察，李士群是可以争取的，1942年2月，李士群与潘汉年在李士群家里见面，由“76号”二处处长胡均鹤为联系人。

通过李士群，中共开辟了一条从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路线。接下来，潘汉年利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日伪高层官员，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等人，并将情报系统延伸到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梅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

在整个抗战期间，潘汉年情报组织成员取得了很多重大成绩，包括对外揭露了远东慕尼黑阴谋、苏德战争爆发时间、日本南进和偷袭珍珠港等情报。维护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保护革命军队，维系解放区安定等，都是事关中国存亡的大事，也是抗战期间最迫在眉睫的事，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组织潜伏在沦陷区，用自己的智慧，周旋于日伪方面，搜集日方、日伪政府各方面各级机构、收集情报，为中共保存实力，壮大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就在潘汉年殚精竭虑周旋于各方势力收集相关情报的时候，却不知不觉掉入一个陷阱，那就是在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的挟持下被迫与汪精卫会面。这一次会面直接导致了潘汉年下半生的悲剧。

从含冤莫白到真相大白，遭受多年禁锢黯然离世。

为什么与汪精卫的事件会在十多年以后才掀起波澜呢？事实上，在潘汪见面后，汪派为了往脸上贴金，立即发布消息声称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而当时的国民党为了抹黑共产党，也随即发布消息：汪精卫会见中共要员。然而潘汉年并没有将与汪精卫见面的实事汇报给上级，也就导致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此事毫不知情，而且还立即进行了辟谣，用绝无此事来反驳汪伪和国民党的言论。

事实上这三方面的公开报道，潘应该是知道的，之所以没有上报给组织，可能也是因为又其他的顾虑。因为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段，在延安破获了多起伪装革命者的人，都是国民党派遣来刺杀毛泽东的特务。于是，当年4月开始“审干”，5月发动“抢救运动”。“抢救运动”的浩大声势让潘汉年对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情有些不安。当时中共内部的氛围来说，如果如实汇报大概率会挨整，因此如果按下不说，可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我们不能对潘汉年过于苛责，毕竟在如此高强度紧张的环境下，很容易产生一种负面的思维共振。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潘汉年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关于高、饶的报告。一些曾经受二人影响或者有某些牵连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表态以及自我检讨，这样的态度在会上受到了肯定和鼓励，同时会上也号召凡是和高饶二人在历史上又牵连而没有及时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

在这样的环境下，潘汉年深思熟虑后，认为如果不向组织交代1943年与汪精卫面见的事情，就意味着对党不忠诚，因此他向陈毅做了汇报。陈毅当时得知也大受震撼，随即与上级进行了汇报，而潘汉年因此得到“永远不得重用”的批示。不久之后，潘汉年被关押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在经过多次反复的审讯、交代之后，于1960年被转移到秦城监狱。1963年潘汉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再度转到北京市南郊团河农场。1977年，潘汉年在冤屈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墓碑上只有化名肖淑安。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中央开始陆续平反多年来的冤假错案，大批忠诚优秀的党的干部获得了平凡,重新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时在战争岁月与播汉年一起出生人死的同志们没有忘记他的冤屈, 其中就包括潘汉年的战友、领导，比如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陈云。1979年10月陈云在住院期间提出，希望能够复查潘汉年案。1980年潘汉年另一名战友廖承志也提出质疑，在众多呼声下，中央接受了陈云、 廖承志等人的建议, 决心复查“ 潘案”, 交由中纪委办理。在公检法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下, 中纪委组织人员复查了“潘案”的全部材料, 查阅了大童历史档案, 调查和取得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其中包括1955年李克农遵照周恩来指示写的关于潘汉年案件的审查报告, 成为复查、 平反的重要线索和有力证据。

该份报告检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与中央的所有来往电报及有关记录的文件, 提出 5条有力的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其中包括中央一再有打人敌伪组织, 利用汉奸、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以及是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 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刻户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 直到上海解放。经过1年5个月的努力，在大量确凿材料的证明下，于19 82 年 8月 2 3 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 潘汉 年同志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的通 知》, 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推翻了强加于他头上的一切诬告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罪名, 同时, 也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

岁月悠悠，历史终将会铭记为国家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英雄。潘汉年并非完人，但是他在历史洪流中，积极投身于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在中华民族被侵略的时期，勇于只身前往危险重重的沦陷区开展情报工作，这本身就值得被中华儿女铭记。在他含冤离世多年之后，正义终于降临，他的墓碑上终于能够铭刻上他的名字——潘汉年，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共产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为潘汉年的“心病”作个“解” ——邓伟志

促成、 巩固与发展： 论潘汉年对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贡献 （1935-1937） 王津桥

潘汉年案的历史回顾——温雪勇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情报工作研究——潘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