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主席兴致勃勃到北京戏院里看戏，感受老百姓喜气洋洋的氛围。
结果刚看半个小时，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正投入，毛主席突然哗的一下站起来和身边人说：“我就讨厌这样的人，奴才做久了，在主人面前站不直腰。”
毛主席讨厌的人到底是谁？
奴颜婢膝这出戏名叫法门寺，讲的是明朝时期一个冤假错案。
民妇宋巧娇的丈夫被当地县令无缘无故定罪，只因那县令背后有靠山，宋巧娇求告无门。
为了替丈夫洗清冤屈，她跑到金城去阻拦太后的车马。
事情闹大之后，大太监刘瑾才终于答应让县令重审她丈夫的案子。
这本是小人物生死不能自主的悲情事件，是对贪官污吏的批判。
但其中有另外一个角色却相当惹眼，那就是太监贾桂。
不同于一般的反面角色，贾桂没有纯粹的善与恶，他在太后和刘瑾面前是一副谄媚的小人模样，到了宋巧娇面前，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为难人的姿态。
贾桂的人格并不健全，永远是膝盖打弯，站没站相，而他的人格也并不完整，整部戏都在践行欺上瞒下。
毛主席看到贾桂欺负宋巧娇，突然生起气来。
他忍不住和身边看戏的人说：“我最讨厌这样的人，奴才做久了永远站不直身体。”
身边的人忍不住和毛主席笑着打趣：“这是戏曲，是封建故事，哪能当真呢？”
毛主席想了想却说：“这样的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呢。”
的确，在旧中国冲浪最激烈的年代，类似贾桂这样跪久了却站不起来的人比比皆是。
他们有的是英法租界的巡捕，仗着有外国人撑腰，狂妄欺负中国人。
他们有的是抗日时期的汉奸，为了向日本人效忠，不惜屠杀同胞，数典忘祖。
甚至连当时接受西式教育的学者在精神上仍旧是跪着的。
最著名的就是曾经的推翻汉字运动。
民国时期，中华大地，山河破碎，西方列强和东洋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害我中华同胞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当时有学者提出，清王朝之所以灭亡，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北洋运动学习西方，而是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并不彻底。
因为不彻底，又提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因此导致清王朝在东西文化的冲击中灭亡。
要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现状，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头彻底的改，首先要改的就是文化和文字。
于是有一大批学者主张废除汉字汉语，全面学习英文。
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听说此事之后怒不可遏，文字和文化是民族的根基，如果连这都可以抛弃，那与亡国灭种有什么区别？
经过双方人马的长时间斗争，最终汉文化和汉字才得以被文学界保留下来。
试想，哪怕知识渊博如学者，都坚定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更何况当时被大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呢？
挺直腰板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被打跑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也被打跑了，中国人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由于长期被列强压迫，导致很多人对新中国的发展失去信心，这一点在面对比新中国更加先进的国家时尤为明显。
1949年之后，苏联方面在军事和经济上为中国提供各项援助。
于是很多朴素的国人将苏联看作新中国的救世主，对苏联的要求百依百顺，对苏联派到中国来支援的代表和人员毕恭毕敬。
甚至在某些中苏双方需要合作的项目上，哪怕中方人员拥有东道主的优势，很多时候都插不上嘴。
但苏联代表远道而来，对中国的国情并不了解，因而导致项目效果并不理想。
毛主席不止一次在会议上给大家做过思想工作。
他认为，苏联和中国是平等的，苏联人原来是刻中国人理应尊重，但在尊重的同时也不能丧失民族气节。
毕竟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同时毛主席拿出法门寺里贾桂的例子：“我们中国人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先要做自己的主人，对任何国家都不用卑躬屈膝，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又不是他们的奴才。”
毛主席还表示，共产党人之所以在艰苦条件中闯出一片天，打倒日本侵略者，打跑大资本家，本意就是要让大家翻身做主的。
如果大家还是这样一副奴颜婢膝的姿态，岂不是辜负了党和国家的美意？
然而即便毛主席殷殷嘱托，有些思想上的东西短时间之内很难转变过来。
尤其在中苏关系破裂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
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在执政晚年对待中国的态度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尤其在美苏冷战彻底拉开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
解放战争时期，美苏双方各自在中国下注，将国共对战视作他们冷战的交锋。
苏联为了能在中国压美国一头，持续为解放军提供经济和战略支持。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认为共产党是由苏共方面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中国自然也必须保有苏联的话语权。
因此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提出各种强烈建议。
尤其在于美国对抗的同时。要求中国为其提供帮助。
毛主席等人对苏联颐指气使的态度并不满意，但考虑到苏联方面的确曾经帮助过新中国，因此在不触动本国利益的情况下，尽量支持苏联。
可惜苏联欲壑难填，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如果说斯大林时代尚且有所节制，那么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他对中国则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人贵自重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就希望在中国海南建设长波电台。
这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预，更是对中国沿海地区的监视。
毛主席对此表现出强烈不满，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直接表示：“长波电站我们可以见，我们自己出钱出力，但电站的所有权要归中国。”
这显然不符合赫鲁晓夫的预期，于是这场谈判不欢而散。
随后在苏联召开的社会主义阵营大会上，赫鲁晓夫当众向中国政府发难，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封锁孤立中国。
当时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敢为中国说话。
可惜赫鲁晓夫的愤怒并没有引起中国的反响，为了让中国彻底屈服，他们决定将援助中国建筑原子弹的专家和设备全部撤离。
随着苏联来的专家一个个离开实验室，临走前把设备全部带走，资料全部烧毁，中国原子弹研发这几年的努力彻底清零。
此时就有很多人站出来，指责政府对于苏联的态度太过强硬。
他们认为毕竟中苏之间的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中国如今又面临着美西方国家封锁的内忧外患。
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苏联，工业建设需要苏联，技术研发需要苏联，连抵挡美国的封锁也需要苏联的帮助。
既然要处处用苏联，为什么不能向苏联低头呢？
为了中国的发展，什么屈辱不可以忍呢？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事之忧，这不才是忧国忧民该做的事吗？
这番发言看似慷慨激昂。一心为国，似乎为了国家，他们愿意随时舍身取义。
但其实他们早已经本末倒置。
这些人跪的久了，认为苏联对中国已经形成了技术断层式碾压，新中国只不过是寄生在苏联强大躯体上的婴儿，但离开苏联，新中国一团乱麻。
实则是他们高估了苏联，小看了中国。
毛主席对此非常愤怒，他认为对待苏联的态度必须强硬起来。
如果苏联这样嚣张跋扈，中国方面都可以继续忍耐的话，那么苏联的所作所为只会更加过分，而中国的底线也只会一降再降。
在对方提出无理要求是第一时间不予以反驳的话，对方后续只会变本加厉。
同时毛主席再次痛批某些人对苏联的屈膝态度，他们已经成为苏联精神上的奴才。
毛主席坚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原子弹既然美国苏联能够造得，难道中国就造不得吗？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团队刻苦钻研，从零到有，最终居然真的在西北的戈壁滩上研发出了独属于中国的原子弹。
这就是毛主席作为第一代领导人的魄力和志气。
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提到了法门寺戏剧中的贾桂。
毛主席在会议上先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表示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千万不要学习贾桂，欺上瞒下，欺软怕硬，中国人要挺起腰杆，不卑不亢。
自重者人而重之，只有这个国家的人真正站起来了，只有这个国家真正站起来了，其他外国和外国人才会真正尊重他们。
讨好和卑躬屈膝是换不来体面和尊重的。
时至今日，毛主席的思想依旧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