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访延安，乘坐的是一架由小型运输机临时改成的客机，座位全是没有扶手的帆布椅，总共也不过能坐20来个人。

我挤在一群报社记者和摄影师中间，望着窗外那白茫茫、雾蒙蒙的云天，思绪早已飞到了延安——那个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从西安动身之前，我就听人说，胡宗南曾调动了十四五万兵力攻打延安，伤亡惨重，打了好几场激战，好不容易才拿下延安。

可是，延安打下来了，胡宗南也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延安军民撤走之前，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十分彻底，胡宗南十来万军队的所有供给，都得从西安运去。

他们虽然找不到共军的主力，却常常一个师、一个师地被共军吃掉，为了保证公路运输畅通无阻，不得不调动两个军，来维护沿途公路的安全。

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兵力与胡宗南相比，自然少得可怜，但他们到底有什么通天之力，能牵制住这么多的军队？当时，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飞机穿云驾雾一个多小时后，降落在延安的河北机场。

一下飞机，那座象征着延安的宝塔就呈现在我的眼前，它是那样雄伟、那样挺拔，仿佛是一个威武不屈的巨人。

英国人拍摄的延安宝塔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预感到，延安并不真正属于我们，胡宗南目前虽占驻了延安，但也不过跟我一样，是个匆匆过客。

“沈教官，你穿身猎装，我还真差点认不出来了！”

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回头一看，原来是延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崔毓斌。

他是临澧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抗战期间，在军统局人事处任股长多年，现在又被胡宗南派到延安当稽查处处长。

他一见我，就高兴地喊着跑过来，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又笑着来了个立正敬礼，然后，才指着他身后大步走来的一位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向我介绍。

“欢迎，欢迎！胡长官在电话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来，我们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住处。”

副司令客气地握着我的手，显得十分殷勤，他大概以为，我这个从南京来的客人带有重要使命吧。

他们安排我在一座曾招待过外宾的窑洞里住下后，崔毓斌就热情地邀我去游览。

他让人牵来了两匹马，我们顺着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缓缓前行，这是延安城的一条主要街道，路两边各是一排整齐的桥孔般的石砌房屋。

看得出，有些房屋曾是商店或饭馆，而如今，都住满了头顶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兵。

胡宗南占领后的延安街道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骑着马走出城门，顺着清澈、蜿蜒的延河水往前溜达，崔毓斌指着远处那莽莽苍苍、重重叠叠的山峦，近处那纵横交错、高高低低的沙梁沟壑说：

“你别看这四周都是一片光秃秃的黄沙岗子，说不定哪座山梁后面就藏着共产党的大批军队。

我们天天找共党主力决战，可到现在也不知主力在哪里，我们的部队却天天挨打。他们有时就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来无影，去无踪。

胡长官和毛局长不断来电，要我一定侦察出共军主力现在撤到什么地方了，唉，谈何容易！我现在在这里比坐牢还要难受……”

“你们也学学共产党，走走群众路线嘛！”话是这么说，我也感到他实在是不容易。

“别提了，那些老百姓更是滴水不漏。问他们什么，他们都只有三个字：‘不知道。’而且，大部分年轻力壮的都跟共产党跑了，剩下些老弱病残，连门都不出，能问出些什么？有时候，我真想把他们都毙了！”

他越说越气，我只好安慰他一番，勉励他多想办法，但我也深深地感到，延安确实不是一个容易征服的地方。

不过，我此行纯属游玩，实不必为此而烦恼，于是我建议上山去，鸟瞰一下延安城的全貌。

我们爬上宝塔山，延安城的景物尽收眼底。

这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古城，一半蜿蜒在山上，一半坐落在平川。城边，那花岗岩筑成的城墙，从东边的平川一直爬上西边的山峦，如巨蟒，似蛟龙，又像是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

城墙内，是一片星星点点、错落有致的窑洞和灰黑色波纹般的瓦房，还有那独立在城中心的城隍庙和钟鼓楼；城墙外，则是起伏的山峦和清凌凌的延河水。

延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此时，太阳已经落在了西山之巅，它慷慨地把那金色的余晖洒向人间，把城墙内外的房屋、河水、山峦都涂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整个延安城，就像一帧金碧辉煌的巨幅油画。

我虽不懂得绘画艺术，但还是被眼前这画一般的美景陶醉了。

“沈教官，我们该回去了。警备司令部和驻地部队的负责人今晚要请你吃饭。”

崔毓斌这一提醒，我才想起那个副司令临走时的邀请。

我估计，他们是想借请客之机，探听一下我此行的目的和西安的情况，而我则正想品尝一下延安的地方风味，打听一下延安的地方特产，也就欣然答应了。

然而，这席晚宴实在令人失望，桌上摆的几乎全是罐头菜，不用说地方特色，就连一般的新鲜蔬菜都没有。我不禁好奇地问：“延安有什么名贵特产？”

“鬼晓得它有什么特产！反正我们到这里什么也没见到，连粮食和蔬菜都得从西安运来。”一个心直口快的部队负责人脱口而出。

“依我看，这里只盛产共产党，连几岁的娃娃都被赤化了。”另一个人倒蛮幽默。

“可不，刚来的时候，我们抓了几个老太婆，问她们共军到哪里去了，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她们死也不肯说。打急了，她们就说：‘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要我干卖良心的事，我死也不干！’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提起延安的老百姓，在座的个个都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那你们到这里这么久，就没抓住一个共产党负责人或是地下工作者？”

我实在不明白，这么多军队居然抓不住一个可提供情况的人，沉默片刻，其中一个人才慢腾腾地说：

“我们开进延安的时候，中共负责人早就有计划地转移了。现在也只抓了一些嫌疑犯，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劳动模范，其他的人至今身份不明。”

我还想问些什么，可崔毓斌一个劲儿地冲我使眼色，我才恍然大悟——我问了他们难以回答的问题。

“沈教官，我们圈在这里很久了，对外面的情况知道很少，你给我们谈谈吧！”崔毓斌怕我再问出什么不合时宜的问题，故意转换了话题。

提起外面的情况，我也不由得有些黯然。

半年来，山东战场仅泰安一战和孟良崮一战，就损失国军5万余人；东北战场国军也节节败退，死伤2万多人，丢城10座。

而共军却越打越凶，刘、邓大军开辟了鄂豫、皖西解放区，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主力也挺进到豫皖地区，总之，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这些情形，我怎么能对他们讲呢？若讲了，岂不是动摇军心？想到这些，我便故作轻松地说：

“外面的情况没大变化，不过这次来西安，我倒碰上了一件可笑的事。”

为了不使宴席冷场，我故意避重就轻地对他们讲起了我临来延安之前，发生的一件意外的事。

叶翔之登机回南京后，我就忙着帮他处理西安未了之事，并调解侯定邦与金树云的矛盾，同时，也在等候前来延安的飞机。

两天后，胡宗南的副官处通知我说，第二天早上有飞机，但只有一个座位。这样，我的副官和卫士只能坐汽车走，我也只好打发他们当天上午先出发。

可是，我平时身边跟惯了人，到什么地方，都不愿意一个人去。

那天下午，我一人待在西京招待所感到有点寂寞，很想找个熟人来聊聊，正好西京警察局局长肖劭文的妻子张宝全和警察局济良所所长彭家翠一同来看我。

她俩都是戴笠办的浙江警官学校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张宝全学的是指纹学，我在重庆任侦缉大队长时，她是重庆警察局指纹室副主任，而彭家翠与我则是军统临训班的同事，当时我任教官，她任女生中队指导员，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如今见面都非常高兴。

40年代西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她们告诉我说，西安买玉器方便，而且货真价实，因为西安这个古都保存着许多民间的或从古墓中盗出的玉器。

她们要我去给妻子买一些，而且，已约好几个玉器商人在肖劭文家等我。

她们陪我挑完玉器，张宝全接到民政厅厅长太太让她去打牌的电话，她不想去。可我知道，民政厅厅长是她丈夫的顶头上司，劝她还是去应付一下好。

“沈处长爱吃西餐，我陪他去吃，你还是去打牌吧！”彭家翠也在一边劝她。

分手后，彭家翠让司机把我们送到一家叫寿而康的西餐馆，然后，就让汽车回去了。

她说，吃过西餐，散散步就可回西京招待所，用不着汽车等我们，可是，刚走进餐馆，我就看到有两个妖里妖气、满脸涂着脂粉的老太婆，用一种仇恨的目光，狠狠地瞪着在我前面引路的彭家翠。

我当时并没介意，以为她们是看不惯她那身装束，因为她穿着警官便服，既没戴警察帽和领肩章，也没束皮带，显得很特别。

吃饭时，我望着她那身装束和她那男人般毫不在乎的举止说：“刚才有两个老太婆在盯着看你呢！”

她一听，顿时紧皱双眉，两眼四下环顾着，显得有点紧张。

“怎么啦？”我对她的变化颇为不解。

她凑到我耳边，神秘地轻声说：“可能要惹麻烦！我去给肖劭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附近派出所，来几个警察巡逻，免得出事。”

一听这话，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你以为我那么不中用？今天没带卫士出来，就会害怕得让警察来保护我？我身上这两支枪是干什么的？”

她连连摇头说：“你说错了，那些人是冲我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