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张学良释放,记者问他最敬佩谁,答:毛主席,周恩来和张作霖
1990年,在台湾阳明山上,一位93岁的老人终于重获自由。这位老人就是"少帅"张学良。当记者问及他这一生最敬佩的人是谁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三个名字:毛主席、周恩来和张作霖。
这个答案让在场的记者们感到意外。要知道,张学良曾是国民党的重要将领,而毛主席和周总理却是共产党的领袖。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将自己的父亲张作霖与这两位一同列入。这三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名字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张学良为何会对这三人怀有如此深厚的敬意?
一、少帅的抉择之路
1927年,沈阳北陵附近的柏树林中,一声震天巨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张作霖的专列在这里遭遇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爆炸,这位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就此陨落。当时年仅27岁的张学良,在这一刻肩负起了守卫东北的重任。
"汉卿,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办事。"这是张作霖生前常对张学良说的一句话。怀着父亲的这句遗言,张学良接过了东北军的大权。
在接掌东北军之初,张学良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当时的东北军将领中,不少人主张继续奉行张作霖生前的"联日"政策,但张学良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928年12月29日,在沈阳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庄重地宣布:"今后,东北军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一决定震惊了整个中国。当天下午,沈阳城内万人空巷,市民们涌上街头,目睹这历史性的一幕。东北的天空中,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冉冉升起,取代了原有的五色旗。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东北易帜"。
然而,易帜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当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时,这位东北的最高统帅却远在千里之外。
"不抵抗命令"的下达,成为了张学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当年,他在北平得知沈阳失陷的消息时,曾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然而,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最终选择了服从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
失去东北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南下,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征程。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国共内战给中国带来的创伤,也逐渐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质疑。
1936年的西安,寒风凛冽。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次行动虽然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也让张学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帅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囚禁生涯。
从沈阳到北平,从西安到台湾,张学良的人生轨迹随着国家的命运不断变迁。在这条充满坎坷的道路上,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也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二、与周恩来的三次会面
1935年深秋,南京一处僻静的茶馆内,两个身份悬殊的人正在密谈。一位是执掌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另一位则是以"吴志华"化名前来的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却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将军,我听说您也是张伯苓先生的学生?"周恩来端起茶杯,以一个出人意料的话题打开了谈话的序幕。原来,两人竟是同出南开学堂,只是相差数年。这个偶然的发现让原本拘谨的谈话氛围顿时轻松起来。
"张老师教导我要爱国忧民,现在想来,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张学良说起了自己在南开的求学岁月。谈话从校园往事渐渐转向了国家命运,两人相谈甚欢,直至东方泛白。
第二次见面是在西安事变期间。1936年12月13日,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再次与张学良相见。此时的场景与一年前截然不同:张学良已经扣押了蒋介石,局势剑拔弩张。
在西安介绍所的谈判桌上,周恩来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当杨虎城等人主张处决蒋介石时,周恩来却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要顾全大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主张深表赞同。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多次往返于西安与延安之间,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了巨大努力。最终,在周恩来的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落幕。
然而,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却是通过一封信。1990年,当张学良在台湾获释后,收到了一封辗转多年才送达的信。信是周恩来在生前写的,信中写道:"后会有期"。这简单的四个字,道尽了两人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这封信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来,早在1972年,周恩来就打算在适当的时候争取让张学良获释。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张学良虽然犯了错误,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在张学良被软禁期间,周恩来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境况。每逢有台湾来的客人,周恩来都会询问张学良的近况。1975年周恩来去世时,还惦记着这位老友,特意留下这封"后会有期"的信。
三次会面,跨越半个世纪。从南京的茶馆密谈,到西安事变的危局斡旋,再到最后一封穿越时空的书信,周恩来在张学良生命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获得自由后,张学良会将周恩来列为自己最敬佩的人之一。
三、对毛主席的由敌生敬
1934年,四川北部的山区里,一支东北军小分队正在执行搜索任务。这是奉命参与"围剿"红军的张学良部队。当他们找到一处刚被红军撤离的营地时,只见地上散落着几张草书写就的标语:"亲爱的东北军弟兄们,我们都是抗日的战士,何必自相残杀?"这些标语正是出自毛主席的手笔。
这一幕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之前,他曾多次听闻毛主席的事迹,但真正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生出敬意,还要从亲眼目睹红军长征说起。
在一次追击中,张学良的部队发现了一支红军小分队的踪迹。当他们循着足迹追至一处悬崖边时,只见悬崖下的湍急河流中漂浮着几具红军战士的遗体。这些战士宁可跳崖,也要为大部队争取突围时间。
"这样的军队,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才能带出来?"张学良在战报中写下了这句话。此后,他开始秘密收集关于毛主席和红军的情报。他得知,在长征途中,毛主席每天都和战士们一起行军,过草地时也和大家一样只能啃草根。
1935年底,一份特殊的情报送到了张学良的案头。这是一份记录红军过草地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提到,当时红军已经断粮多日,毛主席下令将仅存的几匹战马宰杀充饥。其中有一匹是毛主席的坐骑,但他坚持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
而更让张学良钦佩的是毛主席的战略眼光。1936年,当张学良在西安谋划劝谏蒋介石时,毛主席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个历史机遇。他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提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这与张学良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西安事变后,毛主席对张学良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张学良虽然一度参与了围剿红军,但他最终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人。"这段评价直到多年后才传到张学良耳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长征结束后,毛主席曾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张学良。他说:"红军长征时,张学良的部队虽然也参与了追击,但他们从未像其他部队那样对我们赶尽杀绝。这说明张将军在那时就已经在思考国家的前途了。"
1990年张学良获释后,谈起长征路上对他的影响时说:"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能够带领红军完成长征,这不仅需要非凡的军事才能,更需要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带着手底下的兵去长征,那些兵早就逃走了。"
晚年的张学良还常常回忆起一个细节:在西安事变期间,当他派人向延安通报情况时,毛主席立即派出了周恩来前来斡旋。这个决定既显示了毛主席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民族领袖应有的胸怀,"张学良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
四、父亲张作霖的精神遗产
1919年的一个清晨,奉天城外的帅府内,张作霖正在查阅军务报告。年轻的张学良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份《时事新报》。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五四运动的消息,张学良想要询问父亲的看法。张作霖放下手中的公文,对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汉卿,一个人活着,既要对得起头上的天,也要对得起脚下的土。"
这样的场景在帅府经常可见。作为"东北王"的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他常对张学良说:"做人要正,做事要公。"这些朴实的话语,在张学良日后的人生轨迹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922年,张学良率部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带兵,结果却打了败仗。消息传回奉天时,张作霖立即命令军中的一位参谋给儿子算了一卦。这位向来不信鬼神的东北王,竟然亲自跪在参谋面前,只为求得儿子平安的消息。
这件事后来被张学良知道,令他十分感动。但张作霖并未因此对儿子格外开恩。相反,在军事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张学良的指挥失误:"打仗是要死人的,但要死得其所。你的失误让弟兄们白白牺牲,这比败仗更让我痛心。"
张作霖的为国抱负也在点点滴滴中传递给了儿子。1927年,日本关东军代表来访,提出要在东北增设铁路。张作霖当着张学良的面严词拒绝:"东北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让。"这番话深深印在了张学良的脑海中。
然而,张作霖的坚持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中,这位叱咤风云的东北王魂断异乡。临终前,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告诉汉卿,东北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
张作霖去世后,他的书房被完整保留下来。书桌上摆放着一本《资治通鉴》,里面夹着他亲笔所写的批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本书后来被张学良带在身边,直到被软禁期间仍然时常翻阅。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父亲曾说,做人要有担当。今日国难当头,我若袖手旁观,何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这段话透露出父亲对他的影响之深。
在张学良漫长的软禁岁月里,他始终珍藏着父亲的一方印章。这方印章刻着"忠孝传家"四字,是张作霖在他20岁生日时所赠。每当提起这方印章,张学良总会说起父亲教导他的那句话:"忠是对国家的忠,孝是对父母的孝,两者不可偏废。"
张作霖虽然生前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国家民族的朴素情感,对是非善恶的明确判断,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学良。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张学良的重大抉择上,更体现在他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中。
五、历史给出的答案
1990年,台湾阳明山上的一场采访,让93岁的张学良道出了影响他一生的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背后,是他大半生的人生轨迹,更是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一个人身上的缩影。
一位从东北走向全国的军阀之子,一位由反共将领转变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张学良的人生选择印证了历史的必然。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常常提起这三个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
1991年春天,一位历史学者前去拜访张学良。谈话间,张学良说起了一件往事。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曾收到父亲生前的一位老部下送来的家书。信中回忆了张作霖临终前的嘱托:"中国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办。"这封信成为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同年秋天,另一位访客向张学良询问,为何对周恩来如此推崇。张学良回忆道,在西安事变期间,正是周恩来的远见卓识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内战。"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更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张学良这样评价道。
至于对毛主席的敬重,则源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1935年,张学良的部队在四川追击红军时,缴获了一份红军的作战日记。日记中详细记载了红军在长征途中如何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份日记让张学良对毛主席的领导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1992年,一位美国记者专程来访,请张学良谈谈这三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有什么共同点。张学良的回答很简单:"他们都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张学良被软禁的漫长岁月里,这三个人的形象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父亲张作霖教会他家国情怀,周恩来展现给他政治智慧,而毛主席则让他见识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
2001年,张学良在夏威夷的最后时光里,一位老朋友前去探望。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时,张学良说:"我这一生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最重要的是我始终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也没有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这三个名字,串联起了张学良的一生,也串联起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历史脉络。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漫长囚禁到最终获释,张学良的人生轨迹印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大历史的洪流中,一个人的选择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汇聚成了历史的潮流。张学良对这三个人的敬重,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一个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