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均被称作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其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宣告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破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开始。
在当时那种极端危险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无疑成功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更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和我军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外，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样意义重大，它使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这无疑也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该会议上的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央高层还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
在此次会议上，有九位“特殊”的参会人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全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而这也就是说，出席会议的人员应该是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然而，当时并不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的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等九名同志，却坐到了委员席上。
按理说，这九名同志并不符合参会的要求，可为何还是被批准参会呢？事实上，这是特殊时期背景下的特殊之举。
众所周知，当时“特殊时期”刚刚过去，很多老干部还没来得及平反，有些则还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倘若等到十二大召开的话，在时间上就来不及了。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便决定将这九人增补为中央委员，等到十二大召开时再予以追认。
除增补了九名中央委员外，在此次会议上，个别领导同志的“调整”也让人颇感意外。
比如，在此次会议上，陈云同志就被连升四级，从中央委员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了当时5位副主席之一。不仅如此，陈云还被选为了中纪委第一书记，成了该会议上跃升最快的领导。
而与陈云的快速跃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开始坐上了“冷板凳”。
在当时新的领导核心中，身为主席的华国锋和五位副主席之一的汪东兴，由于“两个凡是”的破产，他们也逐渐从政治的巅峰退下，尤其是对于汪东兴而言，其地位更是摇摇欲坠。
不过，尽管当时人们对汪东兴颇有意见，而且也冷板凳旁坐在会上，但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大会还是秉持着“只进不出”和“只增不减”的原则，所以，汪东兴仍继续保持着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但位列在陈云之后。
不过，尽管汪东兴保留了副主席的职务，但其所兼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务全部被“免”。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汪东兴除了一个副主席的名头外，再无实权。
一年多后，汪东兴正式提出了辞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并获批准，从此退居幕后，闲赋在家。
同样地，从1981年6月后，华国锋也相继辞去了担任的领导职务，渐渐退居幕后。
事实上，就当时新的领导核心而言，华、汪二人已经开始失势，而担任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元帅又年事已高，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邓公的领袖地位。
除此之外，在这次会议中，还有一位领导同志脱颖而出，他就是——胡耀邦同志。
事实上，早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上，胡耀邦就当选为了中央委员，同年底又出任中组部部长。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顺利进入了政治局，并且还担任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对于胡耀邦的提升，其岳父安子文颇为感叹，他说：我当了二十多年的中组部部长、副部长，结果进了监狱（1968年因遭受迫害含冤入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的中组部部长，却进了政治局……
不可否认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高层领导进行的这一系列“大调整”，其意义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