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琦
编辑|文琦
《——【·前言·】——》
历史上，有个皇帝不称“朕”，不坐龙椅，也不宠后宫之女。他在金兵压迫下即位，却始终以“臣”自称。
即便如此，他最后还是被送上绝路。这位皇帝，就是张邦昌。
从寒门少年到北宋重臣张邦昌出生于河北东光县，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家境贫寒，但家人对他的期望极高。
村子里的人都说他聪明，记忆力好。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能背诵《尚书》，对《论语》里的经义也能侃侃而谈。乡邻们夸他：“这孩子将来肯定能考个功名。”
张邦昌没辜负这些夸赞。从小用功读书，不愿浪费一刻光阴。父亲虽不富裕，却省吃俭用地供他上学。
村里先生见张邦昌家里艰难，经常免了学费，只希望这孩子能“金榜题名”。
1100年，张邦昌已经二十岁。他决定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
当时北宋的科举制度极为严格，数万人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中进士，但张邦昌一路过关斩将，考中了。名字出现在了金榜之上，从此走上仕途。
刚开始，他只是个小官，负责一些地方事务。宋徽宗在位期间，重视外交事务。张邦昌因才学出众，渐渐被调入中央，成为工部侍郎。
这是个重要的位置，既要负责全国的工程建设，还要参与对外事务。后来，张邦昌奉命出使高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赢得了朝廷的信任。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一步步晋升，从侍郎到尚书，最后升任中书侍郎、太宰等职位，成为了北宋朝廷的重要大臣。
但与那些强硬派大臣不同，张邦昌的性格偏向温和，处事圆滑。
他更倾向于用谈判和妥协解决问题，而不是激烈对抗。这种性格在和平时期是优点，却注定在动荡的乱世中埋下隐患。
1126年，北宋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金兵南侵，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汴京。这一年，张邦昌的命运，也因为这场劫难，彻底改变。
靖康之变，傀儡皇帝的诞生金兵逼近，城门告急。宋廷内部争论不休，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冲突越发激烈。
主战派大臣李纲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议和！只有死战，才能保住国家。”
但张邦昌和主和派认为：“金兵势不可挡。若死战到底，汴京将不保，百姓会陷入更大的灾难。”
他并不是真的胆小，只是看得很清楚：北宋的军队已经没有能力对抗金兵了。战线拉得太长，士兵疲惫，军心涣散。
而金军却纪律严明，武器精良，攻势凶猛。双方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
经过激烈的争论，主和派占了上风。宋徽宗和宋钦宗被迫采纳了议和的建议，试图用割地赔款换取金人的撤兵。
张邦昌负责起草和议的条款，并代表宋廷与金国谈判。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决定，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北宋的灭亡。
1127年2月，金军攻破汴京，徽宗和钦宗被俘。宋朝的皇室成员、后宫妃嫔、珍宝财物，全都成了金人的战利品。
这场劫难，被后世称为“靖康之变”。汴京城内外，尸横遍野，百姓哭喊不绝。
在混乱中，张邦昌被金人抓住。金人需要一个傀儡，用来统治汴京，稳定局势。他们选择了张邦昌。
他是个文官，有声望，也没有武将的刚烈脾气。对金人来说，这样的人最容易控制。
张邦昌被带到金人的大营里。将领冷冷地告诉他：“你要做皇帝。”他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知道，做这个“皇帝”，只会背上叛国的骂名，永无翻身之日。跪在地上，拼命求饶，说自己不配。可金人根本不给他选择。
1127年4月20日，张邦昌被迫即位，建立伪楚政权。这个“大楚”，是金人强加给宋人的屈辱。而张邦昌，就是这个屈辱的化身。
他并没有真正“称帝”。没有穿龙袍，没有坐龙椅，也没有以皇帝的名义下达过重大政令，甚至不敢称“朕”，而是自称“臣邦昌”。
朝堂上，也从不敢坐在正中的龙椅上，而是站在一旁，像个普通的臣子。他心里清楚，这个皇位是个陷阱。
从即位那天起，张邦昌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困局。他知道，金人不会一直留在汴京，总有一天会撤军。
到那时，他的“皇帝”身份也就没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拖延时间，等到宋室重建后，将权力交还。
几个月后，机会来了。金军撤离汴京，带着徽宗、钦宗等大批俘虏北上。张邦昌立刻宣布退位，将政权交给元祐皇后孟氏，以此表明自己对宋室的忠诚。
可是，汴京的百姓并不买账。他们的亲人死于金军的屠杀，家园被掠夺，而张邦昌，却成了那个“顺从金人”的人。
在他们眼里就是叛徒，卖国贼。张邦昌的名声，彻底毁了。
退位，忠臣还是叛徒？汴京一片狼藉，金军带着大批俘虏北去，包括宋徽宗、钦宗两位皇帝以及无数的皇室成员。而留下的张邦昌，此时即使退位，也已经成了所有人指责的对象。
金军撤退后，张邦昌不敢久居皇位。没有雄心壮志，更无意成为背叛者。退位，是他唯一的选择。
当宋高宗赵构在南方建立政权的消息传来，汴京百姓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了。对他们来说，张邦昌已经是叛徒，是金人扶植的傀儡。
他不该活着。无数流言开始在民间传播，说在皇宫内做尽了荒唐事，说他对金人卑躬屈膝，又说享受荣华富贵，背叛了大宋江山。
这些谣言传到南方，传到了赵构耳中。本就对张邦昌心存怀疑。他知道退位只是权宜之计。
他曾经登上皇位的事实，已经成为整个北宋残存势力的耻辱。而朝堂中的大臣们也不断上奏，要求彻底清算张邦昌的罪行。
特别是主战派的大臣李纲，在朝堂上言辞激烈：“张邦昌虽称忠心，实则国贼，若不诛之，如何服众？”
张邦昌意识到，退位并不能救他。主动请辞，请求离开汴京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
赵构见此，表面上答应了。他暂时逃过一劫，但这只是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到了潭州后，张邦昌过着半流放的生活。本以为事情会逐渐平息，但事实恰恰相反。
他的存在成为了南宋初期一块无法抹去的污点。一些大臣甚至将金人再次南侵的责任归咎于他，认为金人以他被罢黜为借口，威胁宋廷。
赵构在朝堂上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臣甚至暗示，不杀张邦昌，南宋就无法真正立足。
而金人也以此为借口，继续骚扰南方边境。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赵构终于下定决心——赐死张邦昌。
自缢，困局的终结1127年秋，张邦昌收到了诏书。内容很简单：赐死。方式是“自缢”，让他自己结束生命。
他并没有反抗。这一天迟早会来。他的心里，或许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
他选择了在潭州府邸中上吊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与其说是被赐死，不如说他自己也对这条路感到无可奈何。
张邦昌死后，宋廷宣布他为“叛臣”，却没有株连家人。甚至在几年后，儿子张元亨还得以官复原职。
这似乎是赵构最后的一点恩情。但在历史上的名声，始终没有挽回。他被称为“伪楚皇帝”，是靖康之变中最不堪的一页。
他被迫接受金人的安排，登上皇位，确实损害了北宋的尊严。
但他不称“朕”，不坐龙椅，自称“臣邦昌”，又试图以退位的方式恢复宋室正统。这些行为，足以证明心中仍存忠诚。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忠诚”并不足以掩盖他曾经的“叛逆”。
张邦昌的死，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和平。金军仍然南侵，北方的百姓仍然在战火中挣扎。
而南宋的朝廷，也始终无法真正安定下来。他的死，更多的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赵构为稳固新朝的政治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