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了，用手一摸就知道，这任务比登天还难！”
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公安局“悬案”三组组长蒋文增，捏着一封轻飘飘的档案袋，苦笑着说。
建国以后，上级批示：将新中国成立前各个阶段的一些悬案，重新进行调查。
三组这次接到的任务是调查“1931年特别经费神秘失踪案”，可当蒋文增打开档案卷宗之后，却只发现了两张旧纸，里面简单介绍了案件经过，没有任何线索。
案件已经过了18年，当时政局又十分复杂，这120两重的黄金到底去哪了呢？当初丢了这批救命黄金，又给我党造成多大损失呢？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全部出卖。
虽然在“龙潭三杰”的及时通报，及周恩来的果断决策之下，地下党员纷纷躲过一劫，但还有几人不幸被捕。
为了营救这几位同志，组织决定利用敌人的“贪婪”，用金钱买通各级官员，让他们放人。
可当时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根本没有经费，很多正常活动都开展不了。
但临时中央只能秘密活动，没办法公开筹款，只能从两方面想办法：一是请瑞金的苏区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求助。
由于共产国际的资金还要从国外筹集后再运进来，没有半年根本到不了，所以一般都会采取第一种方法。
苏区的经费也很紧张，但还是尽全力支持，时任财政人民委员的林伯渠批了条子，没想到苏区银行送来了一堆各式各样的金首饰——这些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
为了便于运输，林伯渠请来金匠，将首饰融成12根10两重的金条，又按照尺寸特制了一个白铜的小盒，将黄金装入后，将铜盒直接焊死。
由于路途遥远，要派不同的交通员接力运输，除了联络暗语之外，林伯渠还设计了锁具、钥匙及交接凭证。
当两个交通员交接时，首先要对暗号，然后就拿出钥匙开对方的锁头，交货之后，接货的还要将一个交接凭证给送货的，这才算完事儿。
交接凭证由林伯渠亲笔书写了一个“快”字，然后请工匠刻在类似棋子的印章上，刻完之后，再按照笔画切成7块，等到这个“快”字凑齐，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忙活完这些之后，林伯渠就将黄金、锁头、钥匙、印章，全部交给保卫部门，至于怎么送，林伯渠就不便过问了。
如何运送这笔黄金，是时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工作，为了能安全送达，他特意设计了如下路线：
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如下图）。
这条路线有些绕远，但是相对安全一些。
选好地点之后，邓发就派人将接头所需的物品、注意事项提前邮寄给各个交通员。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从瑞金出发，按照计划预想，1个月就能到达上海。
可直到 1932年1月1日，上海的临时中央还在发电报询问黄金的事。
同时，邓发也将收回的“快”字交给了林伯渠，而林伯渠还没打开，就知道出事了。
往常，写交接凭证只是以防万一，都是任务完成之后，凭证才收回来，可这次竟然是凭证先回来了。
林伯渠接过“快”字一拼，果然只有6块，少了最后一笔——捺。
林伯渠经过检验，确定这是自己写的字后，又请来工匠，也确认无误。
看来，问题就出现在最后一个交通员身上，也就是松江至上海这条路上出了问题。
邓发想要派人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光是偷偷潜入上海都是充满危险的，更别说调查案子了，无奈只好请上海的科特情报人员去调查。
可当时的交通员都是单线联系，而且每个部门的任务，其他人都不能随便过问，所以3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查到。
无奈之下，只好秘密联系苏区的一位高级领导，可那位领导虽然提供了交通员，却无权过问保卫局如何使用。
最后没办法，只能几头对账，才找到第7号交通员联络信息。
然而，当他们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人了，7号已经神秘消失。
当时的斗争条件十分艰难，这件案子只能暂时放下，这一放就放了18年。
由于黄金的丢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没有钱疏通关系，9名被捕的地下党员遭到杀害；因没有医疗费用，3名病重的机关同志没有及时得到救治而牺牲；因没有活动资金，一次为了配合“淞沪抗战”而举行的大罢工没能进行……
革命的路程写满了无奈，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悬案也该有个结论了。
悬案按照地区分配，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了6个案子，而“特费失踪案”交给了由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组成的第三调查组。
当蒋文增从“悬案办公室”拿来卷宗时才知道，卷宗上什么都没写，只是简单介绍了几句案子，剩下的全是各部门的大印。
卷宗指望不上，只好去找一个当事人问问。
1949年12月6日，三组一行4人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时任秘书长的林伯渠日理万机，却还是抽出20分钟时间接待了他们，将事件发生的过程详细说了一遍。
当被问起交通员们的情况时，林伯渠遗憾地说：“这件事只有邓发知道一些，要是他不牺牲就好了。”
正当大家也跟着难过时，林伯渠又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当时从瑞金出发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叫秦什么，曾给时任红三军政委的高自立当过警卫员。
三组马不停蹄赶往沈阳，当时高自立已经病重，不能见他们，只让警卫员传话：曾经的警卫员叫秦朴，时任十三军团副师长。
三组来沈阳很及时，因为只过了一个月，高自立就因为操劳成疾去世了。
从沈阳出来，三组又奔赴广西南宁，找到了秦朴。
按照当时的规定，秦朴是不知道运送的什么货，也不知道接货的交通员的任何信息，甚至都不能多说一句话。
他只能将记忆中的交通员的形象、及交接地点等全部说出。
根据这些线索，三组顺藤摸瓜，逐个查找，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找到第6号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对此印象很深，因为完成那次任务后，组织一直没联系过他，他也一直过着农民的生活。
可是除了接头的经过，刘志纯能提供7号交通员穿的是黑色的棉袍、戴黑色绒线帽，其他信息他也一概不知，两人只是对了暗号，没有多说一句话，这是纪律。
在当时，这样装束的人很普通，根本无处可寻。
三组只能告别刘志纯，回去再重新想办法。
然而当他们走出老远，刘志纯却追了出来，说自己有一个细节忘了说。
刘志纯说，当7号与他对完暗号，从包里拿出钥匙与刘志纯带的锁进行配对时，刘志纯看到他包里露出一个蓝色的收据，很像客栈写的押金条。
这张押金条成了重要的线索，当时交通不便，松江的火车一天只有一趟，要来接头必须住下。
三组又奔波到松江，可是查遍了当时除了刘志纯住过的“汉源栈房”外，仅有的4个客栈，其中只有一个在1931年12月3日接待过旅客，那人还是个熟客，长相也跟刘志纯描述的7号交通员丝毫不沾边。
线索就这样断了，三组的成员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已经非常疲惫，再加上上海“悬案办公室”发来电报说，其他组的案子都有进展，目前三组已经垫底，蒋文增等人都有些着急。
但那时的人们干活都有一股韧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蒋文增4人将自己关在招待所里想办法，蒋文增突然发现，可能是被那张蓝色押金条给误导了。
那张押金条虽然跟客栈开的很像，但也可能是其他收据，可能是7号交通员用来掩护身份的。
照此说来，7号并不一定住客栈，也可能住在认识的人家里。
想到这，三组马上赶往松江派出所，请求帮助。
当时的工作效率实在是高，派出所直接下派给居委会，居委会直接通过各小组长传达：找一个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晚上，有谁家亲戚朋友来借宿的，是一个穿着黑色棉袍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不到1天的时间，所有居民全都排查完了，结论也送了过来：“查无此人！”
这条猜想也没成功，蒋文增觉得在松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干脆先回上海再想办法吧。
这时，组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自己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已经好几年没见了，想趁这个机会去看望一下。
蒋文增自然同意，可没想到胥德深这一去，竟然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胥德深去后没多久，就给招待所打来电话，说杜参谋一定要邀请蒋文增等3人过去吃个饭，务必赏光。
蒋文增三人盛情难却，收拾收拾就赶了过去。
杜复明是豪爽之人，特意让伙房炒了几个好菜，又买了几瓶好酒，请胥德深几人畅饮。
三组的人尝遍了几个菜，觉得炒的非常好吃，赞美之声不绝。
杜复明很高兴，特意将厨师老柏叫了出来，跟众人介绍说，上次许世友司令来松江视察，就是老柏炒的菜，许司令吃美了，还特意敬了老柏一杯酒！
蒋文增等人听完，就邀请老柏入席，一起喝点。
闲聊中，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的来意，蒋文增就将案子简单说了一遍，说到线索又断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这时，老柏忽然说：“我知道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不知道你们查过没有？”
三组的4人一听，立马都停下筷子，纷纷看着老柏。
原来老柏曾经是松江“富春楼”的大厨，经常被松江保安团司令部请去掌勺，跟那群人混得挺熟。
由于那时候交通不便，前来开会的各地军官必须住一天再走，可为了保密，也不能跟旅馆提前订房间，往往临时来开会的时候，宾馆又住不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干脆在总部建了个内部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在不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对外开放，不过要想住到这里，必须要有保安团内部人的介绍信才可以，所以住进来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外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招待所。
……
当时的管理人员已经找不到了，蒋文增等人又跑了一趟公安处，一问才知道，当年保安团的所有档案都在库房里堆着呢。
4人赶紧去翻阅，意外发现从1930年到1937年的住宿人员登记资料竟然还在。
在1931年12月的1——5日中，一共住过3个不是军人的旅客：一个姓张，是南汇县的小老板，另一个是他太太，两个人同住一间房，是来松江拜访朋友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还有一个叫梁壁纯，来自上海，担保人是营长郭洪顺。
两个人的可能性很小，这个叫梁壁纯的引起了三组的兴趣，在担保人的备注中，梁壁纯是郭洪顺的叔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药店的店员。
三组立马根据这条线索开始排查，经过多方查找，总算查清了梁壁纯现在的地址。
1950年3月4日，洋泾镇的钟表匠申继谷被请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一坐下，申继谷就说：“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这个申继谷就是当年的梁壁纯，然而等他交代完事情经过，案件却再次陷入了谜团。
原来，当年梁壁纯拿完货之后，立马猜出里面装的是黄金，所以万分小心。
他到达上海火车站，叫了一辆黄包车回自己住处。
黄包车在半路遇到个上坡，拉得很慢，这时突然从旁边上来两个人，用毛巾一把捂住梁壁纯的嘴。
当梁壁纯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旅馆里。
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他被3个人送来，说是喝多了，三人交了房钱，却拿走了他的手提箱。
梁壁纯知道自己任务失败，只好请店老板写一个证明，但他已经不敢回去复命，只好直接消失，9年后又偷偷将妻儿接走。
要不是岳母在1950年1月病故，妻子曾回家发丧，无意中说出自己现在的住址，蒋文增他们还真找不到梁壁纯。
看着梁壁纯保存完好的旅店证明，分析他这些年的生活情况，蒋文增等人认为梁壁纯说的是真话。
可是19年前的一个抢劫案，又该从哪入手呢？
经过仔细推敲梁壁纯的被抢经过，蒋文增认为只有找到当时的旧警察，才可能找出点线索。
通过联系，上海公安局找到20多个曾经当过旧警察的人，听到蒋文增说完案情，大家纷纷发言，将过去的经验都说了出来，但是也没有什么线索。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曾丰的旧警察，解放后就直在家养病，在他参加会议后没几天，就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将他带走了。
曾丰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一审才知道，原来不是自己的问题，是曾经几个跟曾丰拜过把子的旧警察，犯过几个案子，觉得曾丰肯定知情，甚至参与其中。
可曾丰想了半天，也没什么可交代的，但是也证明不了自己无罪，最后被关进了大牢。
曾丰进去以后成天胡吹，犯人们知道了他的身份，纷纷让他讲讲江湖上的事。
说多了之后，曾丰又想起前几天开会中说的“百两黄金失窃案”，就对狱友们说了，还说：“你们谁要是有线索，可以提供，现在立功可是能减刑的！”
这事儿说完没多久，有一个人就将曾丰拽到角落里，悄悄说：“曾哥，您说的减刑是真的吗？”
曾丰点点头说：“你小子有谱吗？立功也不能瞎说，别最后把自己坑了！你先跟我说说，我给你评判评判。”
找曾丰说悄悄话的这个人叫冯安宝，1931年的时候他15岁，是个富二代。
冯安宝有个表兄叫吉家贵，会几手功夫，还有两个狐朋狗友阿古和小克。
每次冯安宝在外面惹事，都是吉家贵出面给他摆平。
当然这些忙也不是白帮的，吉家贵家里穷，帮了冯安宝之后，就经常带着朋友在冯家蹭饭。
冯安宝家里有钱，也不在乎这个，吉家贵有时一住就几个月，他也不说什么。
1931年12月，吉家贵找冯安宝商量：“表弟，你家的黄包车能不能借我出去拉活，赚点小钱？”
冯安宝家当时已经买了轿车，黄包车早就不用了，就借了出去。
可没几天，吉家贵就将车送了回来。
从那以后，吉家贵就很少来冯家，听说他在租界开了个“吉家欢南货店”，没多久又开了好几家分店。
如今冯安宝听曾丰说起作案的也是3个人，不由得想起吉家贵和阿古、小克来。
曾丰一听，立马说：“这事儿太大了，你直接报告看守所所长吧！”
通过冯安宝提供的线索，公安局连夜抓捕了吉家贵，并对其店铺、住所进行了搜查，没想到搜出了一个白铜盒。
经过刘志纯和梁壁纯辨认，这盒子正是当年他们交货的那个。
而吉家贵一看到警察就全交代了，当年他们想学人家用蒙汗药抢劫，攒点钱做生意，没想到第一次出手就干了一票大的。
120两黄金，吉家贵拿了60两，刘阿古拿了40两，最小的庄克拿了20两。
刘阿古拿钱开了个五金店；而庄克则拜杜月笙为师，后来在参加“抗日别动军”之前，将金条交给父母保管，庄克于1937年在战场上牺牲，被评为烈士。
至此，这桩悬了19年的黄金大劫案终于告破。
抢劫犯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梁壁纯判有期徒刑十年，但判完后还是放了，交由地方监督管制。
冯安宝因为检举有功，予以减刑，半年后释放回家；曾丰也算立功，经过调查后，发现以前的事跟他没关系，就给安排到一家公司当了保安人员。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此一桩悬案都能侦破，还有什么罪犯能够遁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