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一个注定被历史铭记的日子。贵州遵义，这座位于黔北的山城，在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遵义会议。
在那栋青瓦灰墙、质朴庄重的两层小楼里，一群怀揣着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思想交锋与战略抉择。这次会议，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成为党和红军伟大的转折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形势。国民党政府调集重兵，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中，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正确军事指挥下，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功粉碎敌人进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然而，1933年9月，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此时，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和实际战争情况，推行“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等脱离实际的军事路线，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盲目听从李德指挥，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陷入被动，节节败退。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初期，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左”倾领导者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实行退却逃跑主义，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时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战役，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虽成功突破湘江，但部队减员严重，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这场惨烈的战役，让广大红军将士和干部对“左”倾错误领导产生了强烈不满和怀疑，要求改变领导、纠正错误的情绪日益高涨。此时，毛泽东等同志开始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转变错误立场。毛泽东首先争取到当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接着，毛泽东又做张闻天的工作。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看法，经过交流，他也站到了毛泽东这边。
在这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先后在贵州黎平、猴场召开会议。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李德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主张到黔东北迎击敌人，而毛泽东则主张向黔北走。最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剥夺李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军事指挥权。然而，这两次会议虽取得一定成果，但争论并未结束，红军面临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迫切需要一次更为重要的会议来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于是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改为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重点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他把失败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为错误军事领导辩护。周恩来随后作报告，他作为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检讨“三人团”在战略战术方面的重大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并批评李德、博古。张闻天按照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路线定基调。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指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实际需求和战场实际情况，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用“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三个“主义”概括博古、李德的错误。王稼祥发言明确支持张闻天、毛泽东，主张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指挥，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也相继发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16日、17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
1月16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娄山关赶到遵义参加会议。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16日晚的会后匆匆赶赴前线。李富春和聂荣臻在这两天的发言中对李德的军事指挥表达不满，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 。
遵义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和决定。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部分领导者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不能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强调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明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两人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还做出四项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职务，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至此，遵义会议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
从党的发展角度看，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之前，党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走了不少弯路，面临严重危机。而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党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为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保障，从此党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
正如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同志回顾道：“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此后，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在军事方面，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红军的军事指挥和作战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系列经典战役，充分展现出正确军事路线的强大威力，使红军摆脱被动挨打局面，掌握战争主动权，为长征胜利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中国革命战争积累宝贵经验。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来看，遵义会议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此前，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问题，导致革命遭受挫折。遵义会议使党深刻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此后，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