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度过18年的监狱生活后，齐达榜刑满释放，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赤峰县。当地政府对他给予了优待照顾，安排他在村子里赶车维持生计。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活，不需要付出太多体力。对此，齐达榜非常感恩，想不到他这样的人还能获得如此宽大的处理。

齐达榜没有想到的是，他赶车第一天，就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非常眼熟的人，此人含胸低头，举止胆怯，齐达榜试探性地喊了一声：“任老大，任老大？”

对方听到这个名字，不由自主地停在了原地，但很快就慌忙否认道：“不是我，你认错人了。”

齐达榜从他的样子断定自己没有认错，于是车也不赶了，立刻跑到当地的公安局说：“警察同志，我要举报，当年在柴胡栏子打死22名代表团同志的土匪头子被我找到了！”

1947年5月，赤峰柴胡栏子村，冀东根据地的几十名同志到分局参加会议，返程途中遭遇一伙悍匪袭击，共有22名同志在此次事件中牺牲，其中省、地级的干部就有5人！开国少将李中权因此身负重伤，命悬一线。这就是当年震惊一时的柴胡栏子事件。

事件发生后，中央和分局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哀悼牺牲烈士的通报向全党、全军进行了传达，彭真、程子华曾专门到医院看望伤员，并为牺牲的烈士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

但遗憾的是，由于线索证据不足，如此大案一直无法破获，幕后真凶长时间逍遥法外，成了当地的一桩陈年大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刑满释放的齐达榜成了破获这个答案的关键钥匙！

时间回到1947年初，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热河召开。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已经来到了最艰难的一年，为了更好地迎接挑战，分局召开了此次会议，讨论本年度工作如何展开。

47年5月，会议胜利闭幕后，冀东代表团从热河返回。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军区特地派了一个骑兵连负责护送任务。

5月20日，代表团来到了赤峰柴胡栏子村，由于天色已晚，他们决定在这个村子留宿一晚。为了稳妥起见，代表团的同志被分散安排在当地13户村民的家中，负责护送的骑兵连被调往村子东部重点防御，因为当时东面驻扎着国军93军22师。

第二天一大早，代表团副主任李中权（开国少将）在村子的西面散步，准备等一会儿就出发。这时候，他看见200米外有一群背着枪、骑着马的人。李中权觉得，西边是我们的地盘，从这个方向来到的人应该是友军，就开口问他们：“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他没有想到，对方一言不发朝着他就开了一枪。李中权在掩体后大喊：“不要误会，我们是八路军！”谁知对方根本不理会，开口说：“你们是八路，我们是九路。”一场激烈的枪战随即打响。

当时我军连干部加战士，总共才百十来人，但敌人聚集而来的有数百人之多。据事后了解，这伙人的中坚力量是当地的土匪，还有一些国民党保安总队的残兵游勇，他们武器精良，不仅配备了轻重机器，还有迫击炮，掷弹筒，而我们的武器只有一些步枪和手枪，手榴弹也不多。

由于我们占据了防守地形，敌人一时间攻不过来，这期间，代表团两次派人去村子东面，叫骑兵连前来增援，但都没有喊来。最后，敌人占据了村口的要道，进入村子捕杀代表团成员，杀害无辜群众，原本祥和的小村庄被枪声、呼喊声充斥。

就在代表团陷入绝境之际，驻扎在附近的警备团骑兵、民兵都听到枪声赶来了，他们自觉地发起了战斗，给予了这伙土匪沉重的打击。最后，土匪们落荒而逃，我军又展开了长达数天的追击，土匪大部被歼灭，少数逃往喇嘛庙、多伦。

在这次激烈的交火中，我方共有22人牺牲，其中包括省、地级干部5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苏林燕烈士，他是热辽区党委组织部长，当时只有39岁。他们大都是从红军时期就跟着党一起走过来的干部，有着突出的贡献和战功。

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一直汇报到中央，中央下令为遇难烈士召开追悼会，对负伤同志进行慰问，并追究负责此次护送的骑兵连的责任。经调查，骑兵连长穆根力、指导员李庆虎在听到密集枪声后心生恐惧，迟迟不愿增援正面战场，使得牺牲人数达到了22人之多。后来，这两人被开除军籍，判刑5年，期满回家生产劳动。

这伙残匪逃跑后，继续为祸一方，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囚犯齐达榜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这伙残匪的。他曾听匪首任芳伍，也就是他口中的“任老大”吹嘘过自己当年打冀东代表团的往事。后来，这伙残匪也遭到了我军的围剿，任芳伍逃往不知踪迹，新入伙的齐达榜在1950年被判18年有期徒刑。

1968年，齐达榜出狱后，仿佛上天安排一般，在路上偶遇任芳伍。不久后，72岁的任芳伍被抓获，并被判处死刑。这个大快人心的结局，正应了那句古话：善恶到头终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