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出身于教师家庭的上海姑娘徐寄萍，因为向往革命，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来到苏北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的岩寺兵站当了一女战士。

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一个中学文化的女战士可以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因此徐寄平很快受到了领导的注意，尤其是那位识字不多、朴实厚道的指导员，在悄无声息地注意着这位新入伍的女战士。这就为今天这个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

这位指导员正是来自湖南的王勋，1937年投奔延安，先后经过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的文化与理论学习后，于1938年被派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岩寺兵站担任指导员。1941年新加入的那位青春洋溢，斯文矜持的女战士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然，仅仅是引起注意而已，毕竟一个是指导员，没有太多理由接近一个新入伍的女战士；徐寄平又是那么心高气傲，让大多数男人觉得是那么高不可攀。事情的转机在第二年出现了。

1942年，王勋已经调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师二旅供给部副部长，女战士徐寄萍也调到苏中二分区供给部担任会计，因为业务对口，两人的接触就频繁了起来。也许是上天有意，后来，二旅和二分区又合并了，王勋和徐寄萍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

随着接触日益增多，彼此之间的了解也随之深入，彼此不由自主的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谁也没有勇气首先说出“我爱你”三个字来。后来还是分区政委陈时夫和司令员段焕竞帮他们挑破了那层窗户纸，王勋和徐寄萍才进入热恋之中。

这时候，王勋曾经说过自己还有个名字叫毛泽全，但徐寄萍并没有多想。因为革命年代，出于工作需要或其他各种原因改名是屡见不鲜的事，也就一笑置之。瓜熟蒂落，王勋和徐寄萍很快就于1943年春暖花开时携手结为伉俪。

次年，他们的大女徐远蕙呱呱坠地，给俩口子带来了无限的欣慰。到了1950年，在南京工作的王勋从北京出差回到家里，突然说他在北京见到毛主席了。徐继萍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王勋才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

原来这位日夜在耳鬓厮磨，名叫王勋的枕边人，竟然是毛主席堂弟，也是众多追随毛主席闹革命的亲人之一。

就这样，在婚后7年的时候，徐寄萍才算真正认识了身边这位神秘的丈夫。虽然来得有点迟，但她丝毫没有上当受骗的感觉，有的只是充分理解和无限欣慰且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徐寄萍和她的儿女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一家子一夜之间能跟心目中的人民领袖、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攀上亲戚。从天而降的幸福是怎么来的？现在应该是全面回顾一下毛泽全的人生轨迹了。

毛泽全于1909年出生于韶山冲的东茅塘，等到他长到十几岁时，毛主席已经在延安领导全国军民从事崇高的抗日斗争，已经是他心中的崇拜的偶像。

1937年春天，毛主席亲弟弟回到老家，要带几个人去上海参加革命工作；征得组织同意，毛泽全就跟着毛泽青、堂侄毛远耀等人前往上海。

可是刚到南京，由于形势变化，他们不得不改道去延安；于是他们一行辗转赶到西安后，再步进入边区，再由组织安排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时，已经是1937年10月了。

为了能够尽快适应革命工作，文化基础薄弱的毛泽全先后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于1938年被分配到新四军，奔赴位于苏北的新四军总部所在地的岩寺兵站，当了一幕基层指导员。

因为名字跟毛主席仅一字之差，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得知毛泽全是毛泽东的弟弟后，就把岩寺兵站作为重点予以戒备和刁难，压缩了对新四军的军需供应，给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于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华出于工作需要，也为了个人安全，让毛泽全化名开展工作。当毛泽全得知需要改名时，非常爽快地对说：“那就叫王勋吧。”于是，王勋这个名字跟随他十几年，以至于徐寄萍与他从相识到结婚，用的都是这名字。

后来，王勋又担当重任，被调到后勤保障岗位出任新四军军一师第二旅供给部副部长。他广开思路，在征得司令员陶勇的同意，率先在海安县创办了粮行；

后来又开创性在启东先与资本家合营办起了卷烟厂，又亲自出任厂长，向部队提供了大量军需为我军在华东地区的发展出了不小的贡献。直至1950年因为卷烟厂业务需要，去北京出差时，利用空余时间拜访了堂兄毛主席，才使得他们在阔别十几年后首次得以重逢。

由于工作需要，毛泽全于1952年调总后勤部工作，进入北京后，毛泽全一家有机会数次进入中南海，成为毛主席家里的座上宾，让他们一家感受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

那是1952年的国庆过后的中秋节下午，忽然有一辆来自中南海的车子开进毛泽全家，来接他们去陪毛主席过中秋节。

这意外的惊喜让毛泽全家里热闹起来，几个孩子更是乐不可支地急忙要上车，毛泽全夫妇就带着三个女儿，即毛远慧、毛远玲和毛远平坐上小车一路向中南海开去。在车上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兴奋不已，叽叽喳喳地交流着见了毛主席怎么向伯伯问好。

反倒是徐寄萍由于是初次要见毛主席，内心充满着既兴奋又不安的矛盾心情；高兴的是久久萦绕心头、出现在梦中见到毛主席的愿望，今天就要走出梦境成为现实了。不安的是，见到毛主席之后，他会不会对这个弟媳妇失望呢？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说些什么才算合适呢？

就这样，带着喜悦又忐忑的心情，车子驶进了中南海丰泽园。远远地望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坐在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文件。车子刚停下，毛主席就高兴地向车子走来，对着刚下车的毛泽全大声说：“哟！泽全，你好。还有这一大家子，好！好！”

毛泽全夫妇则急忙趋前紧紧握住主席的手，孩子们也都大声喊着“伯伯好！”让毛主席迎接不暇。

毛主席见徐寄萍还有些拘谨，就主动地跟她拉起了家常，问起她的身世，得知她是个上海学生出身的女子，就开玩笑地说道：“快说说，你这个来自大上海的城里姑娘，是怎么看上泽全的？”弄得徐寄萍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毛主席又打圆场问起了徐寄萍的家庭情况，得知她出身于教师家庭，两个妹妹也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毛主席就连声说“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接着，毛主席的话题转到孩子们身上，问她们在哪里上学？大的马上回答说：“我叫远慧，在十一小学上三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这时，秘书叶子龙过来叫大家吃饭，细心的主席还不忘了孩子们可能吃不惯辣味的湖南菜，就特意吩咐给娃们炒盘鸡蛋。

于是，毛主席就和大家一起走向餐厅，到了餐桌前才知道，还有另外一批从老家韶山来的客人。分别是主席的表兄王季范、老师李漱清，还有主席儿时玩伴邹普勋（泽全的亲舅舅）。

虽说是主席家的中秋宴，吃的也是清清淡淡、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桌上有苦瓜、茄子、辣椒，外加一盘红烧肉，还给娃娃们准备了炒鸡蛋。

饭后毛主席兴致不减，一边抽烟一边跟这些亲人故旧问长问短。这时天真可爱的远玲蹦蹦跳跳来到主席面前，要给伯伯表演从幼儿园学来的儿童舞，毛主席也兴趣盎然地一边观看还一边随着舞步拍手鼓励。

再次到主席家做客是两年后的深秋，毛泽全的母亲来北京了，想见毛主席，中南海就派出专车过来接他们一家人去团聚。这一次是规模更大的老乡聚会，当大家扶着老人走到客厅门口时，毛主席立即迎上前来亲切地叫了一声“婶母您好！”便亲自扶着老人进去了。

这次在主席家做客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远在北京，仍然关心家乡农业生产。尤其向来自韶山的乡亲问到农业合作社规模和农业生产情况，嘱咐乡亲们务必每家每户都养猪，只有多养猪，多积肥才能促进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

对徐寄萍触动最大的是有一次在主席家，来自韶山的一位亲戚请求主席给湖南省委打个招呼，为之谋取一个参事职务，遭到毛主席的当场拒绝和批评教育。主席还让来人回去后转告所有乡亲们，不要想着利用他的特权，那是不可能的。

还要转告所有人，不要打着他的旗号为难地方政府。1957年，毛泽全又服从工作需要，调到总后驻集宁办事处工作。举家外迁时，他们没有惊扰毛主席，而是安顿好以后给主席写信报平安。

遵照毛主席在餐桌的嘱咐，毛泽全一家在后来的工作与生活中，时时以主席亲人的形象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平民的身份处世待人，从来不主动在外人面前张扬自己与主席的关系，无论是子女上学还是参军、就业，都是靠孩子们的自身努力和服从组织安排。

毛泽全的儿子参军时，去的是最艰苦的边防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企业工作，后来在担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助理时，担纲了与秘鲁铜矿的合作谈判，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工作出色，受到组织重用，一度出任了中国电科的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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