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管理，正肆无忌惮地突破边界
原创 行者殷涛 行者殷涛
2025年02月25日 07:49 云南
堪与监控装进厕所相“媲美”的新闻出现了：
家长签字同意鞭罚学生！
2月14日，有网友发帖称，广东阳江江城区某校要求学生和家长在校规上签字，同意体罚犯错学生，否则就另择他校。
学校的第七条校规要求，对犯错误的学生，将适当使用“鞭罚”和“罚站思过”两种惩戒方式。
备注还称，“鞭罚”主要是打手掌，一次不超过10下，“罚站思过”不超过2小时。
支持者认为：
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把戒尺还给老师，教育才能走上正途。
但很显然，该校的惩戒不仅擦边，直接是突破了边界。
突破法律边界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中都规定：
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是根据据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而制定的，最终目的还是育人。
惩戒规则第8条明确规定，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教育惩戒为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
第12条规定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
而该校须知中罚站每次不超过两小时，明显超出一堂课教学时间；更有知情人称该校有学生手曾被打肿无法写字。
这些规定，即使家长同意也不能改变体罚行为的违法性。
在象牙塔之称的校园里，突破法律边界的管理并不鲜见：
去年10月网曝，云南昭通正道高级中学门口，校方工作人员正在对返校学生“搜身”。
视频显示，在学校门口，疑似校方工作人员以触碰学生身体的方式，排查学生是否携带违禁物品，还对学生背包进行检查。
民法典规定：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有权对公民进行搜身检查的只有车站、机场、码头等特定场所，以及执行任务的公安机关，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权搜查公民身体。
传承和守护文明的校园，假安全之名行野蛮之实，实在有辱斯文！
虽然不少人认为学校乱象丛生，源于管理不严，惩戒力度不够，但必须正视：
如果监狱式管理奏效，还要学校干什么？
技术沦为帮凶
突飞猛进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助力教学，反而在学校管理中大显身手。
校园的监控无处不在，360度无死角，甚至装进了寝室、洗手间。
2 月 14 日，有网民爆料称，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的石楼中学，竟然在男生的厕所内部安装了监控。
监控摄像头就那样显眼地安装在厕所里，其下方恰恰就是小便池。
技术的大举入侵还不止于此：
教室有摄像头，厕所装声控传感器，连走廊打闹都被AI捕捉；
河北某中学用AI分析课堂抬头率，低头超3秒自动记名；
某校推出的“行为银行APP”，把眨眼频率、转头角度都换算成道德币；
“智能手环”将学生心率、步频、定位实时传送，梦话被转译成心理评估报告；
甚至智慧考勤学生APP应运而生，记录包括上厕所在内的一切行动轨迹。
这些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校园管理进化实录。
监控镜头下，学生成为永远无法闭合的代码，每个生理需求都化作数据库里的字节。
你永远不知道是否被监视，只能自觉扮演乖学生。这就是福柯笔下的“圆形监狱”的效果。
这哪里是管理创新，分明是用数字镣铐将人类锁回生物奴隶时代。
校园成为全景监狱？
“体罚”和“监控”，这种以“安全”为名的暴力，正在将神圣的学府异化为全景监狱。
关于“体罚”的后果，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曾对10所学校的1300名学生展开关于被体罚后的反应进行调查：
40.3%的孩子“不服气，内心抵制”；20.94%的孩子表示“没办法，只好忍受着”；14.8%的孩子会有“真想离开这个家”“不想上学了”等念头。
跟踪研究发现：受罚学生短期内行为收敛，但创造力指数下降37%，成年后职场抗压能力低于平均水平。
受体罚的孩子会有更高的风险罹患心血管类疾病，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寿命也有受到影响。
美国“斯坦福监狱实验”已证明：当环境单纯依赖高压规则，人性的恶会被催化。
某省少管所的调研显示，78%的二次犯罪者童年遭受过家庭暴力，这印证了纯粹惩戒只会制造更精明的规则破坏者。
从教室里的表情识别到厕所中的行为监控，技术异化为驯化的皮鞭，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正在教育领域加速进化。
精神阉割比肉体伤害更为致命，它摧毁的是独立思考的勇气，是人格完整的根基。
当用时间表切割肉体，用监控框定行为，用考试排名制造恐惧，学校是否在把学生训练成“人形条形码”，最终批量生产“标准件”？
我们培养的究竟是完整的人，还是听话的机器？
教育能否自我救赎
教书，更要育人，这是学校的天然职责、应有之义。
真正的教育尊严，源自对人性复杂性的敬畏，对成长规律的尊重。
卢梭在《爱弥儿》中强调，“教育是培养自然人的过程”，如今某些教育者却在制造“透明人”“工具人”。
学校以简单粗暴、侵犯隐私的方式，来降低校方在学生安全管理上的成本和难度，其实是“懒政思维”作祟。
当教育管理者患上暴力和技术依赖症，每个毛孔都渗透着控制的饥渴。
这种病态管控早已超越管理边界，演变为权力欲望的无限扩张。
重建教育伦理，需要让教育的归教育，监控的归法律。
需要拆除的不仅是监控探头，更是某些人心中的权力欲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