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的邪恶早有定性！看看民国时期，国人对满清的评价

满清早就臭了，1908年3月10日《中兴日报》刊发希侠来稿《对满愤言》，明确宣称：

“排满者，排去满虏之全数，非排去满虏之君位也。满虏之践吾土、食吾毛、敲吾骨、吸吾血、受吾豢养者已二百六十余年矣。此二百六十余年之中，吾汉人之受戮而死、饥饿而死、失业而死、漂流而死者总计已达满虏全数三倍之多矣，吾汉人遭满虏如此之惨，即使取彼满虏五兆人全数而戮之以为京观亦不为过，而何止于排之而已也。……

务使满虏为齑粉、汉奸为肉泥、中国为干净土、满洲为血泪场、十八行省为自由园、四百兆人为主人翁、蒙藏回疆为游乐所、昆仑乌岭为升旗山、黄河扬江为澄清水，斯为排满之结果，斯为汉族之光荣，斯为历史之辉耀。”

孙中山1904年写的《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言及满清外族入侵性质：“吾辈所谓满洲政府，盖与中国政府有别。中国今日固无政府。而两者界说，实不能混。而直以满洲政府当之，则是法律上误定之名词耳。此言也，非极熟于中国之内政，鲜不以为怪。盖其间当取证于历史之观念，苟为述满洲之小史，则未有不释然者。

当满洲人之未入中国，不过黑龙江畔之野蛮游牧，常寇中国北方边境， 乘明季内乱，长驱入关，据有燕京。而北狄之蹂躏罗马，其时则千六百四十四年也。中国人尔时不愿为之隶属，各谋反抗，而满洲人强欲压制，遂不得不为种种残忍之政策：鞭笞壮丁及于老弱，火其居，夺其产，逼之从其服制，由剃发之下，总其所杀戮以亿万计！其后更用多方野蛮伎俩，演流血慘剧，中国人乃不能不隐忍服从。”

彭楚藩供词：“自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与我汉族不共戴天。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以”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之手段，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同伸革命救国之大义，是天经地义，责无旁贷。”

刘复基斥虏官铁忠：“自从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杀我汉人千万，奴我汉人二百余年，犯下无数罪孽，满清实与我汉人有血海冤仇，何德何惠于我！近年以来，满洲政府卖国割地，与洋为奴，天人共愤。我大汉子民，正是要推翻你们这些满狗，重振大汉国家，雪百年之耻，重振中华声威！”

姜守旦《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自明室不竞，汉统中斩，犬羊窃据禹鼎，腥膻弥漫中原，四百徐州，胥遭屠毒之祸，二百余载，不睹日月之光。虽然，夷狄猾夏，何代蔑有，罪大恶极，穷凶极暴，上干天心，下悖人道，为天诛天讨所必加，九征九伐所不赦者，未有如现世觉罗满清之甚者也……”

南社诗人高旭写了通俗的《逐满歌》数满清罪行，号召汉人全体向满人复仇：

好兄弟，国久亡，建州女真恣猖狂。一群豺虎一群狼，奋爪攫食忙。攫食忙，汉族遭屠割，暗无一线光。

好兄弟，遭剧祸，尧封禹域不堪步。蛮夷猾夏羞杀我，奴隶真个苦。真个苦，收集六州铁，铸成一大错。

好兄弟，要威风，会须跳出地狱中。逐胡不成可怜虫，宁死作鬼雄。作鬼雄，誓取匈奴血，渴饮三万钟。

好兄弟，休模糊，犬羊贱种非吾徒。神州岂是彼行窠，久占将云何。将云何，大家齐心来，相约麾天戈。

好兄弟，向前走，复九世仇勿落后，彼四百万真小丑，杀尽方罢手。方罢手，要除根，莫使他年茂。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份署名“铁郎”的《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文章中，有如下反满文字：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满、排满意识，已经风生水起，一发不可遏制。

署名“怀畺”的革命者在《复报》第五期如此说：

彼诸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

讨满檄文中，满人被称为“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毡之气”，不可不涤：诸如“东胡群兽，盗我息壤”（《讨满洲檄》）；“扬我皇汉之声灵”（《四川讨满洲檄》）；“自满虏入关以来，荼毒我黄裔，扰乱我文明，神州赤县，遍地腥膻”（《江苏革命书》）；“当知今日所仇，惟是满洲一族”（《直隶宣告革命檄》）。凡此种种，满目皆是。这无关一省一地，而是全体中国人的同仇敌忾。另外，在满汉种族隔绝的立论之下，满人的任何统治均属不义，包括立宪，是以此“诱我汉民”，“包藏祸心”；“满洲不立宪固然是死，就是满洲果真立宪，也是要死。要想死里求生，除非大家起来革命，把满洲贱种，逐出中国”。

汪精卫曾极端反满，说：“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芟薙所余。仅存余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归化者可也。如此则彼有能力，自当同化于我，否则与美洲之红夷同归于尽而已。”刺杀摄政王，何烈也！使当时一死，誉为民族烈士。后来却成了汉奸，无法洗刷矣。

（汪精卫也曾刺杀载沣，右为汪精卫）

当时汉族士人多仇满矣，柳亚子曰：“勿言政革，唯言光复”，张继曰：“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满汉不能两立”。朱执信曰：“夫使我汉族而统治于一王之下,苦其暴政而欲革之，则暴政去而吾事毕矣。今之革命,复仇其首。而暴政其次也。盖满洲之以虐政苦我者。犹其余事，而吾祖先所衔恨以没，不得一伸者，将于此一泄焉。”

章太炎曰：“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梁启超亦尝曰：“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又曰：“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磗冲击于人人之脑中，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

章士钊与章太炎、邹容为结义兄弟，皆坚定反满，他在《苏报》连续刊登所作《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在前所未见，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

不久章士钊再接再厉，刊出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文章开篇即说：“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

22岁的章士钊在文中他号召民众复仇，对满人斩草除根，“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嚎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章士钊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章士钊也曾如此激烈热血过！其反满之激烈不亚于邹容。

鲁迅虽然比较偏激反传统，但他对蒙元，满清的认识还是清楚的。

鲁迅《算帐》：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汉满的界限的不是书，是那大辫子，是砍了我们古汉人先祖的许多的头颅，满清这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这血史。”

“其实说到这大家早忘了满清的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满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他们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使我们永远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

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他们（满清皇帝）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龘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

“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龘命了，我觉得革龘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鲁迅《无声的中国》）

本朝尊崇鲁迅，把鲁迅捧为圣人，但对鲁迅这些言论刻意忽略了，还有马克思论满清的性质，官方历史书不会引用。

鲁迅在文化上有些矫枉过正，而民族思想立场上很坚定，都站在汉族立场。鲁迅说民国还避清讳，以元代玄。因为有这种思想的流毒，即使在民国的中国，“一不小心。辫子又是可以种下来的。”民国后，华夷意识又淡薄了，搞什么五族共和。鲁迅希望有人好好作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看，因为他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就是革命的初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大义吧。

还有鲁迅说的：“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鲁迅虽然激烈反传统，但他对蒙元，满清的认识还是清楚的，都站在汉族立场，比那些没有民族意识，民族立场的伪儒清楚得多。

据说鲁迅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还是温和的，总体肯定，他也知道满清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书籍的篡改，为何后来激烈反传统，说出废汉字，不读古书的话？记得鲁迅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文化不能保全民族，还要这文化何用！

鲁迅反思太过了，鲁迅非常关注异族入侵入主中国的历史，他关注这黑暗面太多了，而认为中国文化无用，中国文化有问题，又认为中华民族存在劣根性。而当时的民国也面临四夷交侵，非如明之强大。

由此可知，民国时期对满清的批判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满清在那时已经烂大街了。

可为何如今却有许多人还要为这个早已灭亡的僵尸王朝涂脂抹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