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开国十大元帅中，有一位是唯一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挨个当了个遍的元帅，已经是相当于体坛常说的“大满贯”。

这个元帅就是徐向前。

1955年，在毛主席亲自授衔授勋的10位开国元帅中，也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同时也是同毛主席相识最晚的一位。

徐向前听说毛主席的名字，是1924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期，那时，毛主席是国民党宣传部长和《政治周报》主编。

徐向前在黄埔读书期间，参加了不少政论活动，一群学生兵围在一起看报，也是最常见，也因此，徐向前一早就看过很多毛主席的文章，所以对毛主席的名字留有深刻印象。

而也就是在几年后，徐帅入党后那一年，恰逢毛主席奉命准备发动秋收起义，急需一些军事骨干，徐帅被选上了，党的地下“交通”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找毛泽东”。

不过当徐帅抵达接头地时，情况突变，徐帅和毛主席最终错过了相识的机会。

后来直到1935年长征途中，两人才真正相识，但也就是那时，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还犯了一件令他晚年在个人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讲述回想起来依旧“终生抱憾的错误”。

徐向前、毛主席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同毛主席当年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徐帅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同其他红军指战员一样，对会师一事深感开心，对革命事业也充满希望。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不久后就发生一件令他晚年想起来依旧觉得抱憾终生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当年领导红四方军，和当时同样在红四方面军从事领导工作，后来却叛党出逃者张国焘脱不了干系。

张国焘

彼时，两军会师，张国焘眼见中央红军数量不及红四方面军一半，本就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他便从心底萌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在个人野心权力欲望急速膨胀的情况下，他开始先以种种借口向中央挑衅，争夺兵权，后又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当时，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景出发，适当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了张国焘，同意红军北上。

八九月开始，中央一直在为北上筹谋规划动员。

期间，徐帅公开表示完全赞同毛主席北上，向陕甘边界发展的意见，还打了两军会合后第一个漂亮仗，俘敌800余人，缴获枪支、粮食、牦牛若干。

徐向前

自此，红军北上通路已经完全被打开，但是张国焘却又不干了，他完全没有体会到当初中央为求团结，还专门让渡给他权力的苦心，迟迟不按照他自己先前答应好的北上计划行动，一直想方设法拖延时间，借口左路军（张国焘带领）遇到了地理、气候以及粮食等等诸多条件困难，妄图推翻北上决策。

为此，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还曾找徐帅、陈昌浩（同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商讨，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

那一次，徐帅积极提议：“如果他们（左路军）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新缴获的马匹、牦牛以及粮食等，去迎接他们。”

毛主席当时闻言，非常高兴，直言：“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于是很快，一封以毛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就到了张国焘那里。

不过谁也不曾想到，张国焘当时分裂红军的决心已定，又岂是一些马匹粮食就能令他回心转意的。

张国焘、毛主席

果然那之后，党中央、毛主席和徐帅反复劝告张国焘，率军北上，但都无济于事，张国焘根本不为所动。

毛主席后来曾说：同张国焘斗智斗勇的那短短两个多月，是他生平历经过的最为黑暗的时期。

期间如果稍有差池，毛主席本人、我党乃至中国的革命前程都将毁于一旦。

1935年9月8日晚，张国焘发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

最先看到电报的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当即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直言：“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中央报告不行吧，你还是跑一趟吧。”

于是，陈昌浩跑到毛主席的驻地，禀明了张国焘的电报。

当晚，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的住处开会，会上，毛主席念了提前拟好的要张国焘率领北上的指示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

陈昌浩

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将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帅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于是会后，中央即以包括毛主席、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内参会七人的名义，再次致电左路军北上。

结果可想而知，张国焘还是执迷不悟。

9月9日晚，毛主席又去到了徐帅当时的住处，因为来的匆忙，情况紧急，毛主席当时都没有进屋，就站在院子里同徐帅进行了简单的谈话。

1936年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问：“向前同志，你的意见这么样？”

不用问，徐帅当时也知道毛主席说的还是张国焘迟迟不执行北上的问题，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不愿意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另一方面，他又不想离开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

徐帅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

“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许久才决定说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分成了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我眼看着从小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留了不少血汗（徐帅的战友也是黄埔一期同窗蔡申熙将军就牺牲在红四方面反围剿路上），才形成了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哥走一方，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感情上，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于是在这样的心境和思虑作用下，徐帅当时看着毛主席的眼睛，最终说了这样一句话：“两军既已会合，就不宜分开，但如果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也不好。”

毛主席听完徐帅当时这句话，明白了他的态度，最终没有再说什么，只道是要他早点休息，就告辞而去。

当晚12时，张国焘再次复电陈昌浩和徐向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这时，陈昌浩已经明显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而徐帅又一心不想让红四方军分开。

期间，陈昌浩又跑了一趟中央，说了自己同徐帅的意见，挨了一顿批。

也正是基于此，毛主席和中央最终决定单独率领红一方面军和红三方面军北上。

第二天早晨，睡醒后的陈昌浩和徐帅就发现，中央红军已经不见人影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徐帅晚年回忆说：“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也说不出话来，当时心里想的都是，这是怎么搞的啊，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心情顿时沉重下来，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一向沉稳的徐帅当时都这样，其他人就更别提了，右路军中有人不明真相，甚至打电话给陈昌浩和徐帅：“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还是不打？”

率先接电话的陈昌浩于是转问徐帅，定下神来的徐帅听清电话内容，当即严厉诘问道：“打什么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说完，徐帅又面露担心，当即补了一句：“叫他们一定听指挥，无论如何都不能打！”

有了徐帅这句字抵千斤重的命令，右路军才终于稳定下来，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安全。

时隔多年，再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徐帅这才明白，毛主席当时急急忙忙去他住所，连房间都没来得及进，就在院子里同他进行的那场谈话，其实意义非凡。

但是他陷在不想让西路军分离的思想藩篱中，没能明确表示跟党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憾的错误”。

最终，西路军南下，历经曲折，受到敌人的重兵猛烈围剿和攻击，孤军奋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苦战5个月，尽管歼敌2.5万余人，但同时也因寡不敌众以及其他种种因素损失惨重，战斗人员由开始的两万多人，只剩下1000多人。

后来在陈昌浩的要求下，徐帅无奈只能离开部队，回到援西军总部求援，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当即急电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我们的徐向前回来了！”

毛主席闻讯非常高兴，同时也为徐向前和陈昌浩等西路军领导人的安全感到着急。

恰逢西安事变前后，毛主席多次令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要他们停止向西路军进攻，更不允许伤害西路军领导人。

徐帅骑马照

1937年6月，徐帅抵达延安。

而徐帅离开西路军期间，西路军最后仅存四五百人。

这些徐帅是后来才知道，也由此成为了徐帅心底永远的痛。

如徐帅后来分析所说：“西路军当时的行动，虽然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也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徐帅在延安住下后，心里很不好受，西路军打了败仗，作为总指挥的他自觉无颜面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在当时的他心中，已经全然做好的思想准备，认为“打了败仗，批评、撤职、杀头都是应该他应该承担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毛主席当时显然完全没有想过这么做，而只道是：“向前，你受累了，辛苦了！”

徐帅见毛主席，百感交集，听到主席简简单单这么一句话，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留下了滚烫的泪水。

徐帅和毛主席也便开始了一段伟大友谊。

晚年，对于这段草地分兵，特别是西路军失败的历史，徐帅一直铭记于心，他直言：“‘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