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代言人——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非常意外地被推上了顶峰，成为了治国安邦的主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后世2000多年。时至科技发达的现代，影响力依然不减，成为了很多现代人眼中的“不二”文明精髓。
虽然儒家在封建集权之后的2000年里大放异彩、独占鳌头，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创始人孔子死后的700年间，儒家却是冬天的扇子——无人问津。
纵然创始人孔子不遗余力、不辞辛苦周游列国，用心传教，也见了不少国君，但结局却是出奇一致：被否定，被驱赶，着实让人讽刺不已。而儒家之所以为人诟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儒家的“躺平”基因非常强大。
儒家：主张“因循法古”，不懂得时变，这一点上比不上它的对手——法家思想
现代社会，形容一个人有多“废柴”，早些年间常用“宅”来表征，意思是这个人不思进取、不睁眼看世界，更不想与世界交流，成天躺在自己狭小的屋里面异想天开、沉沦幻想。
如今，爱思考的网络达人们觉得“宅”还不足以完整表达出“废柴”的自甘堕落、阿斗情深，因为有的人虽然“宅”，但却一心钻研、深耕学术，容易产生歧义。于是他们想出了另一个绝佳词汇——躺平，完整表达出了“废柴”不思进取、不看世界、“睡”吃山空的心态。
“废柴”之所以想躺平，除了自身的性格因素之外，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因循法古”，由于对认知世界、探索世界兴趣不大，只想着循着老一辈人的足迹永远地走下去，没有弯路，没有艰辛，舒舒服服，千篇一律。
所以说，“废柴”成形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身体上的懒惰，而在于心态上的怯懦，对这个物质世界毫无兴趣也充满恐惧，转而遁入到前人的足迹中无以自拔。沉湎古之经典虽然能够让人不犯错误，但代价却是人类退化，社会停滞不前。
且先不论儒家如何想“躺平”，构不构成“废柴”标准，单就谈谈它的对手，相比之下，差距也就一目了然了。
法家反对墨守成规，坚持发展的历史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对于要不要遵循古法的问题上，《吕氏春秋》也给出了颇为精妙的答案：不要盲从先王之法，首先先王之法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损益，已不复原貌，后人如何学习使用？其次，不能以先王之法为法还在于先王之法有他特定历史背景。时代在变化，法自然也在变化，不能生搬硬套。
所以，在我看来，儒家和法家谁高谁低，答案不言而喻。单就与时俱进这一点，法家就高出儒家百倍。
儒家有多想“躺平”？这位汉朝粉丝看不下去，直言是“刍狗土龙”，没什么价值
非常不幸的是，掌管中华文化命脉的儒家思想是不折不扣的“法古”思想，儒家有多想“躺平”？创始人孔子心里最清楚。
在孔子看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三代，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均是他的偶像，只要照搬他们的治国政策，天下必定能安定。作为臣子百姓的，只要怀有对他们的“忠顺之德”，遵循尊君礼制，天下必能大治。
所以，在孔子看来，上古明君的治理政策就是“天命”，是万古不变的标杆，毋庸置疑；接下来治理天下的关键只剩一个：如何治理百姓——治人。喜欢“因循法古”的孔子很快找到另一个标准答案——周德和周礼。
“周之德乃是至德”，“文王之后的周德都在我这里”，本着这样的信念，孔子准备在周制上永远躺平下去了。
儒家如此“躺平”心态，相信只要有思想的人都看不下去了。儒家的汉朝粉丝、《淮南子》作者刘安就进行了批评。
虽然刘安是儒家的粉丝，但作为不想躺平、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他还是非常看不惯儒家的不思进取。而对于孔子提倡的“代圣人言、述而不作”的“躺平”思想，刘安也予以了驳斥。
刘安认为：测量高下的仪表必须和所测量的高度相适应，衣服的穿着必须与自然界的冷暖相一致。同理，社会在不断发展，时代在不停进步，做事方式、风俗习惯也应该随之改变。
上古时期七十多个治国有成的圣人使用的法度各不相同，因为他们是论世而立法，所以后人学的不是他们的“成法”，而是他们制定法度的方法、依据。因此，治国策略要因时而变，“因时而制礼乐”。圣人之所以称之为圣人，是他们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制礼做乐，而不是被已有的礼乐制度束缚，导致固步自封。
阐述了这些道理后，刘安在《淮南子》中毫不留情批评儒家，认为儒家只是口头赞扬三代和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式，实际上并没有学习他们制定法度、礼乐的方式方法。
对于儒家崇尚的“礼义”，《淮南子》认为：礼义是五帝三王时的法令风俗，是一个时代的痕迹，就像祭祀时的“刍狗土龙”，要用青黄色装饰，披上华美的丝织品，等待大夫迎接它们，送走它们，而一旦祭祀结束，它们就没什么价值。
而就是这样仅供祭祀之用的礼义，儒家却将它视成了宝贝一样上升到了治国之策，这样不知变通、因循法古的做法，无异于祭祀完毕的刍狗土龙，确实没什么价值。
从刘安对儒家的批判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儒家不思进取的一面，更是感受到了儒家注重表面而不注重内核实际的肤浅一面，二者共同构成了儒家“躺平”的两根支柱，就是“刍狗土龙”，没什么实际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