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是唐代高僧鉴真所说，鉴真六次东渡日本，最终在754年成功到达日本，这一年是唐朝“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在鉴真东渡之前，佛教已在日本传播了两个多世纪，最早是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552年，百济向日本赠送佛像和佛经，当时中国南方是梁代，北方是北魏。
2、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物品可能已传入日本。3至6世纪，可能有大量大陆移民迁往日本，带去了中国文化和宗教，包括佛教。20世纪在日本发现的4世纪青铜镜可能是中国南朝工匠制作的，表明佛教知识可能在那时已传入日本。
3、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初期并不顺利，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尽管有苏我氏支持接受佛教和大陆文化，但物部氏反对，导致佛像被焚烧和寺院被拆毁。593年，圣德太子执政后，大力推广佛教，修建了法隆寺和四天王寺等著名寺院，并亲自讲解佛经，成为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4、日本现存的《法华经疏》《维摩经疏》和《胜鬘经义疏》被认为是圣德太子的作品，但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发现，这些经疏与北魏时期的《胜鬘经义疏》内容高度重合，引发了对圣德太子是否原创的争议，这一发现激怒了许多日本信众，并导致相关学者被解聘。
5、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日本佛教史上发生了几个重要事件：首先，圣德太子时代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确立了佛教的合法性；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几座佛寺，如592年在奈良建立的法兴寺（飞鸟寺）和593年在难波（今大阪）建立的四天王寺等，标志着佛教有了自己的传教空间；第三，佛教僧侣数量显著增加，到624年，日本已有僧816人、尼569人。
6、日本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通过朝鲜半岛的传播路线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日本直接向中国派遣的官方使团，即“遣隋使”和“遣唐使”。这些使团成员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主要目的是学习和引进中国的佛教文化。每次派遣前，日本都会精心准备，主要包括挑选人才和规划学习目标。
7、人才方面，选拔的留学僧是日本最精英的人士，如最澄、空海等，他们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影响。学习目标方面，由于派遣间隔长达二十年，每次都会详细规划需要引进的佛教典籍和解决佛教修行中的疑问，通过《未度来书》和《未决文义》来指导学习。
8、留学僧还负责邀请中国高僧到日本传教，为了邀请中国的高僧到日本，日本国内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例如，长屋王（约684—729）曾制作一千件名贵袈裟，并在上面绣上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通过遣唐使赠送给中国僧众，表达了对佛教的真诚向往。
9、遣唐使每次来华都有特定目的，特别是在鉴真时代，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邀请精通戒律的僧人，以帮助日本建立完整的佛教戒律体系。在佛教中，戒律被视为根本，必须严格遵守才能成为真正的僧人。
10、日本与中国在佛教交流方面历史悠久，但日本在早期并未学习到中国的佛教戒律。中国佛教的传入始于公元前后，但正式受戒的僧众直到3世纪中叶才出现，比丘尼的受戒更是迟至5世纪中叶。
11、这主要是因为传戒需要一个正规的团队，即“三师七证”。简单说，所谓“三师”就是三位负责传戒的和尚，“七证”就是七位见证人。日本虽然早期有僧人，但未经过正式受戒，因此从建立僧尼规范的角度看，他们并不合格。
12、随着与中国佛教的交往加深，日本建立正规传戒制度的愿望日益迫切。733年，日本留学僧荣叡等人到中国招募僧人，成功说服道璿和印度僧人菩提仙那前往日本。菩提仙那被安置在东大寺，该寺是日本最大的寺院，并铸造了一尊大佛。
13、然而，尽管道璿和菩提仙那为日本佛教作出了贡献，但未能建立完整的传戒体系。因此，荣叡等人继续在中国寻找传戒高僧，最终邀请鉴真东渡。鉴真是江南地区的佛教领袖，对建筑、医药等也有深厚造诣，成为荣叡等人心目中的理想人选。
14、鉴真东渡日本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和挑战。他实际上并未获得官方批准，而是偷渡出去的。根据唐律，私自出关者至少要被拘禁一年。鉴真尝试了六次东渡，其中三次因徒弟告密而未能出海。荣叡等人因此被监禁，后来假装病重才被释放，所有准备的物资也被没收。
15、在第六次尝试前，遣唐使向唐玄宗报告并得到同意，但因玄宗要求日本接受道教传教而失败。日本因已奉佛教为国教而婉拒，尽管提出变通方案，仍激怒了玄宗，导致鉴真被禁止出国。鉴真所在的寺院加强了防护，但在某天防护松懈时，鉴真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成功偷渡上船。
16、754年，唐朝与大食伊斯兰帝国发生“怛罗斯之战”的四年后，也是“安史之乱”前一年，鉴真成功抵达日本。鉴真的东渡及最澄、空海、圆仁等中日佛教徒的往来，使日本佛教直接从唐朝引入，不再仅依赖朝鲜半岛。此时，唐代佛教各宗派逐渐形成，影响日本佛教发展。
17、日本佛教经历奈良、平安、镰仓时代，形成南都六宗、平安二宗，并发展出净土宗和禅宗。奈良时代的佛教主要是学派，而平安时代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则形成大流派。密宗在中国衰落，但在日本开花结果。镰仓时代，禅宗在日本发展繁荣，镰仓的五山寺庙中，主持者包括日本到南宋学习归来的僧人和南宋漂海到日本的中国僧人。
18、尽管日本从中国学习了佛教，但由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在日本的第一个变化是有关戒律。佛教戒律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严格。9世纪的日本佛教界就认为，僧人只需要遵守“大乘戒律”，不需要遵守“小乘戒”。可是依照大乘戒律，在家信徒与出家僧侣在戒律上并没有特别的区别。
19、日本僧人普遍有饮酒和食肉的习惯，这与中国的佛教戒律形成鲜明对比。更显著的是，日本佛教中出现了僧人娶妻生子的现象，这在传统佛教中是严格禁止的。这种趋势在明治政府时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进一步削弱了佛教戒律的约束力。这些变化反映了日本佛教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独特发展路径。
20、第二个变化是“神佛习合”。神佛习合是日本古代宗教文化中的一大特色，指的是佛教与日本本土神道教的结合。在唐宋时期，汉传佛教传入日本，建立了多个佛教宗派。然而，在日本神灵崇拜的文化背景下，佛教寺院无法完全保持原教旨主义，而是与神道教结合，形成了神佛习合的现象。
21、在这种现象中，佛寺里供奉神，神社里也有佛教菩萨，神道教的神灵被视为佛教的护法神或佛菩萨的化身。这种现象在中国、朝鲜和越南都没有出现，是日本独有的文化现象。直到明治维新初期，为了强化天皇的神圣性，政府推行神佛分离政策，神佛习合的现象才结束。
22、第三个变化就是葬式佛教。葬式佛教是佛教在日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传统的佛教教义有所不同。在日本，佛教逐渐重视为世俗民众提供祈祷、念经和安葬服务。日本的佛寺旁常见大片的墓地，这一传统始于早期。
23、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佛教服务从贵族扩展至一般民众。到了江户时代，由于“檀家制度”的建立，寺院与信众家庭形成了一对一的紧密关系，寺院负责信众家庭的祈福和安葬，从而垄断了日本的安葬和超度服务。这种形式与中国和朝鲜的佛教实践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