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举结束之后的1928年3月15日，警察抓捕了大批与共产党有关的人，这就是“三一五”事件。警察以在选举竞争中出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为由，抓捕了大约1600人，其中488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起诉。在次年2月的帝国议会上，无产政党系的议员山本宣治揭露了特高警察在调查中实施刑讯的行为。
政府感到目前的《治安维持法》只针对加入了意图改变国体的组织的人，还不够严密，因此在1928年6月29日又以紧急敕令的形式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将惩罚的对象扩大到参与意图改变国体行动的人，并将最高刑罚定为死刑。
这一关乎国民权利的重大修正却没有通过议会的讨论，不仅是在野党和媒体，就连执政党政友会内部，以及枢密院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虽然当时并没有公开，但是昭和天皇其实也反对这一做法。不过即便如此，修正案还是通过了。就算只是对反对当前体制的运动产生了某种共鸣，但并不存在付诸实施的意图，也有可能遭到警察的怀疑而被捕。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可是这种担心真的变成了事实。因为某种思想就遭到逮捕，这种情况使得日本几乎脱离了法治国家的轨道。就这样，《治安维持法》和战争一样，成了战前日本黑暗面的代名词。
完成法律的修正之后，被怀疑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人数开始激增，1931—1933年，每年都有超过1万人被捕。秘密成立的日本共产党自不待言，那些对共产主义产生共鸣的学生、学校教员以及艺术家组成的团体都被摧毁了。1933年，被正式起诉者达到了1200人的顶峰，之后的每年也有数百人。一些人就像在1933年2月被拷打致死的小林多喜二那样，因为警察的拷问而丧命。这很明显是国家的犯罪，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事实被公之于众。另外，如果被捕者声明“转向”，也就是转而否定共产主义，就能被酌情减刑，这样的例子从1933年开始增多。
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不为当时的日本国家体制所容，这是没有办法的。而当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成为体制的时候，也发生过抑制社会活力、压抑社会发展的例子。但是我们同样应当记住，在当时是共产主义者们无所畏惧地发出了帮助弱者、反对战争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