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予军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798位少将，这些数字背后蕴藏着无数的故事和传奇。然而，在这次授衔中，有5位开国中将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他们的经历引人深思。这5位将军都有着辉煌的革命历程和卓越的贡献，按理说完全有资格获得上将军衔。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最终只被授予中将军衔呢？他们的故事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1955年，新中国成立已经六年。这六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从战争年代走向和平建设时期。然而，国际形势依旧复杂，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台海局势仍然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成为了新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授予军衔，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建立军衔制度的设想。1952年3月，中央军委给全军将领们正式评定了"军队级别"，将全军将领从军委委员到排级军官划分为了11等24级。这为后来的授衔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为军衔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12月，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建立军衔制的决定》，正式拉开了授衔工作的序幕。
授衔工作的筹备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如何评定军衔，成为了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毕竟，军衔不仅仅是一个称号，它关系到军队的指挥体系、待遇标准，甚至会影响到军队内部的关系和氛围。
在筹备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革命资历与实际能力的关系。有些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可能并不擅长新的工作。而有些年轻将领虽然资历较浅，但在新的岗位上表现出色。如何平衡这些因素，成为了授衔工作中的一大难题。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之间的关系。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革命，虽然早已脱离军队多年，但他们的革命资历和贡献不容忽视。是否应该给他们授予军衔，如何授予，这些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军委成立了专门的评定小组，对每一位将领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他们不仅考察了将领们的革命经历、战功，还全面评估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工作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这个过程持续了数月之久。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也随之发生。比如，粟裕将军三次请辞元帅军衔，认为自己的贡献不足以与其他元帅相比。而徐立清将军则多次要求把上将降为中将，认为自己的资历不够。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谦逊和高尚品格。
最终，在1955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评衔标准：大军区司令级可授予大将；正兵团级多数可授予上将；副兵团级原则上授予中将，一部分授上将；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军级原则上授予少将，部分授中将。
这个标准的制定，既考虑到了军队的实际情况，又兼顾了革命资历和个人贡献。它为后续的授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1955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予军衔的决议》，正式确定了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798位少将的名单。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军衔制度正式建立。
这次授衔，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衔评定，更是新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党对军队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新中国军队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决心。同时，这次授衔也是对革命前辈们功勋的肯定和褒奖，激励了全军上下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继续努力奋斗。
在1955年授衔工作的筹备过程中，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授衔标准成为了一项重要而复杂的任务。这个标准不仅要考虑到军队的实际情况，还要兼顾革命资历和个人贡献，同时还要符合新中国军队建设的需要。
首先，军队级别的划分成为了制定授衔标准的基础。1952年3月，中央军委给全军将领们正式评定了"军队级别"，将全军将领从军委委员到排级军官划分为了11等24级。这个级别划分为后来的授衔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根据这个级别划分，中央军委在1955年1月正式发布了评衔标准：大军区司令级可授予大将；正兵团级多数可授予上将；副兵团级原则上授予中将，一部分授上将；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正军级原则上授予少将，部分授中将。这个标准的制定，既考虑到了军队的实际情况，又兼顾了革命资历和个人贡献。
然而，仅仅依靠级别来确定军衔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更全面地评估每位将领的情况，中央军委还制定了一系列附加标准，包括从军资历、为人品德、为军队所做的贡献等。只要在这些方面有一项表现突出，经过审核通过后即可升衔。
这些附加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使得授衔工作更加灵活和人性化。例如，第一野战军的许光达将军，按资历只能授上将，但最终却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这是因为许光达将军不仅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还在军队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贺炳炎将军。贺炳炎虽然被定为准兵团级，按规则最多只能授予中将，但最终却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这是因为贺炳炎将军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素质和军事才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除此之外，在某些关键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将领也可能获得升衔待遇。例如，李天佑、韩先楚、陈再道、刘震等将领，他们都被评定为副兵团级，按理说应授中将，但由于他们在重大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和卓越的带兵能力，最终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然而，授衔标准的执行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有些将领因为种种原因，虽然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军衔，但最终却未能如愿。例如，本文要探讨的五位差点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开国中将，他们的经历就反映了授衔工作的复杂性。
同时，授衔标准的执行也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例如，一些在地方工作的老革命，虽然早已脱离军队多年，但他们的革命资历和贡献不容忽视。如何处理这些情况，成为了授衔工作中的一个难题。最终，在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下，决定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们都不授予军衔。这个决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授衔工作，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将领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军衔。例如，粟裕将军三次请辞元帅军衔，罗荣桓元帅请求降衔却未被批准，徐立清将军多次要求把上将降为中将。这些事例不仅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谦逊和高尚品格，也为授衔工作增添了一些人性化的色彩。
授衔标准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它不仅要考虑军队的实际情况和个人的贡献，还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维护军队的团结和稳定。虽然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争议和不满，但总的来说，这次授衔工作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
这个授衔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军衔评定，更是新中国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党对军队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新中国军队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决心。同时，这次授衔也是对革命前辈们功勋的肯定和褒奖，激励了全军上下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继续努力奋斗。
在1955年的授衔工作中，有5位开国中将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这5位将军分别是王树声、张宗逊、陈明仁、杨勇和段苏权。他们都有着辉煌的革命历程和卓越的贡献，按理说完全有资格获得上将军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终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让我们逐一回顾这5位将军的传奇经历，探寻他们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的原因。
首先是王树声将军。王树声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之后随朱德、陈毅等人转战井冈山，成为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长征途中，王树声表现出色，多次担任重要战役的指挥官。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旅长，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王树声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与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按照王树声的资历和贡献，他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王树声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王树声正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这个职位按照当时的标准只能授予中将军衔。尽管如此，王树声将军的贡献和才能依然得到了党和军队的高度认可。
第二位是张宗逊将军。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山东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随毛泽东、朱德等人上井冈山，成为了红军的重要将领之一。长征途中，张宗逊多次担任先遣队长，为红军的胜利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旅长，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张宗逊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
张宗逊将军的革命经历和军事才能无疑是卓越的。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他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张宗逊正担任空军副司令员，这个职位按照当时的标准只能授予中将军衔。尽管如此，张宗逊将军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第三位是陈明仁将军。陈明仁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广州起义，之后转战南方多省，成为了红军的重要将领之一。长征途中，陈明仁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为红军的胜利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陈明仁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委，参与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
陈明仁将军的革命经历和政治工作能力都是出色的。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他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陈明仁正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个职位按照当时的标准只能授予中将军衔。尽管如此，陈明仁将军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党和军队的高度评价。
第四位是杨勇将军。杨勇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之后随红军长征，成为了红军的重要将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杨勇担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参谋长，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参与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杨勇将军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是公认的。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他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杨勇正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这个职位按照当时的标准只能授予中将军衔。尽管如此，杨勇将军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
最后一位是段苏权将军。段苏权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随毛泽东、朱德等人上井冈山，成为了红军的重要将领之一。长征途中，段苏权多次担任重要战役的指挥官，为红军的胜利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旅长，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副军长，参与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段苏权将军的革命经历和军事才能都是卓越的。然而，在1955年授衔时，他却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段苏权正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这个职位按照当时的标准只能授予中将军衔。尽管如此，段苏权将军的贡献依然得到了党和军队的高度认可。
这5位开国中将虽然在1955年的授衔中未能获得上将军衔，但他们的革命功绩和对新中国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经历也反映了当时授衔工作的复杂性和严谨性，体现了党和军队对军衔制度的重视。
王树声、张宗逊、陈明仁、杨勇和段苏权这五位开国中将，虽然未能获得上将军衔，但他们的革命历程和军事贡献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五位将军的非凡经历和卓越成就。
王树声将军的革命生涯始于1926年。作为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之一，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诞生的历史性时刻。在井冈山时期，王树声跟随毛泽东、朱德等革命领袖，参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王树声多次担任先遣队长，为红军开辟道路、侦察敌情。
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王树声指挥部队巧妙地牵制了国民党军队，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树声率领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在华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著名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平型关大捷中，王树声指挥部队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重创了日军，为中国军队赢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张宗逊将军的革命生涯同样精彩纷呈。作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参与者，张宗逊早期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井冈山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朱德等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正规军。长征途中，张宗逊多次担任侦察和先遣任务，为红军的安全行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宗逊指挥八路军第115师343旅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著名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百团大战中，张宗逊率部参与了对日军的重要进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解放战争时期，张宗逊在淮海战役中指挥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明仁将军的革命经历同样可歌可泣。作为广州起义的参与者，陈明仁早年就投身于革命事业。在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不仅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遵义会议上，陈明仁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陈明仁担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在华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领导部队在苏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大局。在皖南事变中，陈明仁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成功带领部队突围，保存了革命力量。解放战争期间，陈明仁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勇将军虽然年纪较轻，但其革命历程同样令人敬佩。他早年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成长。长征途中，杨勇多次担任侦察和警戒任务，为红军的安全行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四渡赤水战役中，杨勇参与了重要的战略决策，为红军巧妙地甩开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杨勇担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在百团大战中，杨勇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指挥部队打击了日军的重要军事设施。解放战争期间，杨勇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攻克锦州的战斗中，他的指挥艺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段苏权将军的革命历程同样波澜壮阔。作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参与者，段苏权早年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井冈山时期，他协助毛泽东、朱德等人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段苏权多次担任重要战役的指挥官，特别是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为红军的胜利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段苏权指挥八路军第129师385旅在华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著名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百团大战中，段苏权率部参与了对日军的重要进攻，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锦州战役中，他指挥部队成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五位将军的革命历程和军事贡献，不仅体现了他们个人的卓越才能，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光辉历程。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他们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经历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王树声、张宗逊、陈明仁、杨勇和段苏权这五位开国中将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军队建设、国防事业和地方发展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王树声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王树声参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计划制定工作。他根据朝鲜半岛的地形特点和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为志愿军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树声致力于总结战争经验，推动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他主持编写了多部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如《作战学》和《战役学》，这些著作成为了解放军军事理论建设的重要基石。同时，王树声还积极推动军队的专业化建设，为解放军各兵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宗逊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空军副司令员。作为空军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张宗逊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积极推动空军装备的现代化，主持制定了中国空军的长期发展规划。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空军逐步引进了先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大大提升了空军的作战能力。
1958年，台海危机爆发，张宗逊亲自指挥空军参与了金门炮战。在这次行动中，空军首次与海军、陆军协同作战，取得了重要胜利。这次行动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为空军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此外，张宗逊还大力推动空军飞行员的培养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飞行员。
陈明仁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陈明仁深知政治工作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积极推动军队政治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在他的努力下，军队的政治工作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有力地保证了军队的绝对忠诚。
除了军队建设，陈明仁还参与了多项重要的国家建设工作。1954年，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了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在人大会议上，陈明仁积极建言献策，为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此外，他还多次参与地方考察工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建议。
杨勇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勇积极推动解放军的训练改革，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训练方法。在他的努力下，解放军的训练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战斗力不断增强。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杨勇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他根据高原地区的特殊环境，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作战方案，为边防部队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外，杨勇还积极推动军队的科技创新，主持制定了多项重要的科研计划，为解放军的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段苏权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在这个岗位上，他为华中地区的军事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段苏权积极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组织军队参与了多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军区的部队参与了长江大堤的修筑工作，为防洪抗洪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段苏权亲自指挥部队参与抢险救灾。在他的指挥下，武汉军区的官兵与当地群众一起，成功抵御了洪水的威胁，保护了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段苏权还积极推动军队支援地方建设，组织部队参与了多项重大工程建设，为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五位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军事建设方面，还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他们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事迹不仅是个人的光辉历程，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