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这个名字，如今鲜有人提起。但在中国革命史上，他曾是响当当的名字。
他出席遵义会议，关键时刻力挺毛主席，为我党走出危局立下大功。
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时，他坚决反对，率部血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几近覆灭，他临危受命，带领残部突围求生。
革命胜利后，他转战政坛，担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后出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82年，他当选为中顾委委员，继续为党工作。
他是一位始终站在正确方向的老战士。
他在遵义上投出关键一票，临终前留下一句话：毛主席北上没叫上我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1920年秋，李卓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三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巴黎到莫斯科，他辗转欧亚，十年寒窗未改初心。
他是我党唯一一位先后在法、俄深造整整十年的早期革命家。
他不是为了个人前程，而是执着寻找民族出路。
1929年，李卓然学成归国，先在上海开展兵运工作，不久被调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还兼任毛主席的办公室主任。
那一年，毛主席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一边打仗，一边写文章，生活无比困顿。吃不定时、穿不保暖，胃病缠身、面容枯槁。
李卓然看得心急如焚。
他走村串户，亲自为毛主席找来一位手脚勤快、性格踏实的杨刘氏照顾起居。
他还亲手教她如何做毛主席家乡口味的湘菜。
有战事时，他们同赴前线；战火稍息，他就嘱咐大嫂熬药调养毛主席的身体。
时间一长，流言在村中悄然滋长。
李卓然深知风言风语的杀伤力。但大嫂的家人十分清醒。
为了堵住谣言，大嫂的公婆主动邀请乡亲到家中喝茶，当众澄清，还说：“儿媳清白，毛主席更清白。”
这场简短而庄重的“家庭会议”，李卓然全程在场。
他站起身，鞠了一个深深的躬，铿锵道：“全国人民不会忘记江西老乡的恩情，我们民族的后代也会世代铭记。”
这一刻，他不是高级干部，而是将心比心、朴实至极的共产党人。
1931年11月，毛主席在赣南会议上被王明排挤撤职，旋即病倒，被送至瑞金郊外东华山古庙休养。
李卓然频繁上山探望，每次都带去当地老乡采的中草药。
用药草治病，用情义暖心。
同年9月，他奉命前往赣南，出任县委书记。
他敏锐察觉“肃反”中的过火做法，毅然罢免李韶九，力挽狂澜，救出百余名被错抓干部。
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欣慰。
1934年夏，红军局势急转直下。
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收缩。
李卓然此时被中央调任红五军团政委，与军团长董振堂并肩作战，驻防江西兴国一线。
战况胶着，战火不息。
他日夜指挥、巡查、安抚，将士前线苦战，李卓然内心却充满困惑。
高层指挥混乱，“左”倾盲动严重，许多决策违背军事规律。他频繁思索，却难以释怀。
9月，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正式开始。
红五军团奉命担任后卫。他与董振堂、刘伯承一起，率部从兴国出发，掩护主力转移，一路拼死苦战，步步流血。
湘江一役，战况最为惨烈。敌军重兵围堵，红五军团几乎被打穿，整整一个师战死沙场。
满山遍野，是战友的尸体；李卓然低头无言，悲痛不语。
1935年1月13日深夜，桐梓县。
他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来自周恩来副主席。
电报语气急迫，命他与中央代表刘少奇尽快赶赴遵义，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一夜寒风如刀，山路险峻。他们必须翻越娄山关，风声猎猎，几乎将人吹倒。
没有马匹，没有灯光，只有步行与坚持。两人带着警卫员连夜赶路，整整两天两夜，才在15日清晨抵达遵义城。
而此时，会议已经开始。
当晚，李卓然应邀前往毛主席住处汇报工作。
毛主席因感冒高烧，头上缠着毛巾，仍强撑精神，认真倾听。
他详尽地讲述了红五军团的战况，尤其是湘江一役的惨烈牺牲，部队士气受损，对中央指挥“甬道式”推进深感不满。
“怨声载道啰，对领导不满意啦？”毛主席语气平和。
“是的。”李卓然毫不避讳。
毛主席点头，他十分理解李卓然，鼓励他在次日会议上讲出真情实况。
1月16日，遵义会议进入关键环节。
李卓然在会上直言不讳，详细指出红五军团在前线承担的极大压力，严肃批评“三人团”军事指挥脱离实战，表达了更换领导的明确意见。
在那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关头，他没有沉默。
他是20位会议代表之一，却毫不退缩。他用亲历者的身份，用第一线的事实，坚定站在毛主席提出的正确路线一边。
这是一次沉重的发言，更是一次有分量的选择。
李卓然用行动和声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红四方面军时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翻越崎岖险峻的大凉山，强渡汹涌的大渡河，随后在6月踏上夹金山的积雪山巅。
他们终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
两军合流，兵力突破十万，将士热血沸腾，红军迎来了少有的士气高点。
但紧接着，分歧骤起。
中央主张北上抗日，而张国焘却一意孤行，主张西退川康。
他不仅否定北上方针，还公然挑战党中央权威，企图分裂领导。
局势极其复杂。为了维护团结，周恩来亲自找到李卓然，要求他赴红四方面军，担任前敌政治部副主任，稳定内部思想。
与他同行的，还有刚被调任的参谋长叶剑英。
随即，红军总部决定分兵两路：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五军团、九军团、军委纵队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
右路军则包括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主力和新成立的红军大学。
毛主席、周恩来随右路军前行，李卓然也在其中。
他负责开路，带队穿越泥泞草地，翻越湿冷高原。
右路军连续六天六夜，跋涉茫茫无人区，最终抵达四川班佑、巴西、阿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
然而，张国焘再次违抗中央。
他私自下令右路军南撤，意图将红军主力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甚至暗中指示陈昌浩带队脱离原定路线。
事态紧急，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等深知再拖下去将酿成重大危机。
9月10日深夜，为避免内部冲突，中央高层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秘密先行北上。
李卓然此时虽属右路军，却已在红四方面军任职，因此未被列入北上行列。
当他得知毛主席等人已经北上时，已来不及追随。他遗憾错失与主力同行的机会，被迫随张国焘南下。
但他没有沉默。
他与朱德、刘伯承并肩，坚持原则，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图谋。
在极度艰难的形势下，他努力维持军中团结，保护红军的统一。
此后的事实也证明，张国焘的路线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最终，在中央压力与战局逼迫下，他不得不被迫接受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终于汇合，漫长的长征由此画上句号。
“主席北上没叫上我”那次关键北上，李卓然没有接到通知，最终错过了随毛主席等人同行的机会。
这成了他一生都放不下的遗憾。
但组织的决定，确实出于全局考量。
事实上，毛主席始终信任他的政治立场与能力，从未动摇。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4月，他被调往东北，参与接管和重建工作。
建国后，他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这是对他政治素养和理论功底的高度认可。
但不久后，他因劳累过度，突发高血压与心脏病，病情急剧恶化。
苏联医学专家来京会诊，坦言：“活不过五年。”这是个令人震惊的判断。
病痛中，他主动向党中央请辞。
中央慎重研究后，免去他学院院长职务，但保留中宣部副部长职衔，只是减少其实际工作量，让他安心静养。
1955年授衔时，因多年未在部队服役，他未被列入军衔评定名单。
但中央没有忘记他在革命早期的重大贡献，特别批准他享受副总理级的行政待遇，这是极高的政治礼遇。
李卓然一生寡言，从不主动争名分。
但到了1989年临终前，在昏迷与清醒交错之间，他却轻声吐出一句话：“毛主席北上没有叫上我。”
这不是埋怨，而是内疚，是未能并肩作战的一丝沉痛。
这位革命先驱，在中国现代史的多个关键节点上都留下了脚印。
他一生为党为国，不曾动摇。
他的沉默背后，是一种深沉的忠诚。
他没能踏上那段北上的路，但他的精神，从未远离那条正确的方向。
参考资料：浴血忍辱 忠肝义胆 ——原中顾委委员李卓然传奇一生
鱼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