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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阔的蒙古，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却用一生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

蒙古省成为外蒙的过程中，就是这个人，起到了近乎决定性的作用，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北疆，成为了另一个国家。

是什么让一片宁静的土地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又是谁让这片土地中国版图中消失，成为了蒙古国？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战后世界秩序的分配。

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维持外蒙古现状”，这意味着外蒙古要保持其“独立”的状态而非回归中国。

然而蒋介石直到6月份才得知雅尔塔会议的内容，他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华民族已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无力对抗的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苏联的条件，而为了表面上的合法性，《雅尔塔协定》规定，外蒙古是否独立需通过“公民投票”决定。

表面看是民主程序，实则是早已内定的结果，国民政府艰难应对内忧外患之际，外蒙古的独立之路已经被大国间的政治密谋锁定。

10月20日，外蒙古在苏联的“保护”下举行了全民公投，苏联红军此时已深入外蒙古境内，多达20个师的兵力随时待命。

在这样的威慑下，所谓的“全民公投”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投票时，蒙古选举委员会要求所有选民实名投票，且签字或按手印表明态度。

投票结果毫无悬念，注册选民有494,960名，实际投票的487,409人中，100%投票支持蒙古独立。

公投结果公布后，外蒙古当局迫不及待地宣布：“全民投票完全证实了蒙古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

蒋介石试图将责任推给北洋政府，声称外蒙古自民国初年就已脱离中央控制。

然而无论如何辩解，失去外蒙古的事实无法改变，蒋介石也因此背负“卖国”骂名，尽管从现实来看，他确实别无选择。

从雅尔塔协定的密谋，到公投的精心安排，蒙古的独立是由苏联设计的一场剧本。

但归根结底，蒙古省会成为蒙古国，以及后来这一系列让蒙古国彻底离开中国怀抱的事情，都要归咎于一个人。

1895年，在蒙古草原的车臣汗部，一个普通牧民家庭迎来了他们的孩子，取名为霍尔洛·乔巴山。

家境清贫的他自幼便承担起放牧的重任，为了减轻家庭负担，13岁的乔巴山被送到寺庙成为小喇嘛。

当地僧侣可以免除兵役与赋税，然而在等级森严的寺庙中，像乔巴山这样出身低微的小喇嘛，往往要忍受上层喇嘛的欺凌。

仅仅四年后，他就不堪忍受寺庙的生活，冒着被抓回去的危险，带着好友徒步千里逃往库伦。

到了库伦，乔巴山靠打杂、搬运勉强糊口，此时沙俄在外蒙古推行殖民政策，开办翻译学校以培养亲俄力量。

乔巴山抓住机会入学接触新思想，他的刻苦与天赋很快被发现，1914年被保送至俄国伊尔库茨克高级小学，并在学成之后返回蒙古。

回到了蒙古之后，乔巴山与另一位志同道合的青年苏赫巴托尔相识，两人决定共同推动蒙古社会的变革。

他们先后建立革命小组，并最终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仅仅几年之后，蒙古人民党就更名为人民革命党，甚至成立了蒙古共和国。

外蒙古的独立并未带来真正的解放，随之而来就是极权统治和大规模文化清洗。

毕竟一开始就是接触的苏联思想，因此乔巴山掌权之后，也是在苏联的支持下逐步建立起个人崇拜的统治体系。

他以极端手段肃清异见者，将蒙古变成了苏联的附庸，甚至让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摧毁。

乔巴山展开了一系列“清洗”行动，镇压佛教喇嘛、知识分子、官员以及被怀疑对乔巴山政权不满的人。

据统计，当时蒙古总人口约80万人，但有至少3.6万到10万人在清洗中丧生，其中大多数是佛教僧侣。

原本蒙古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寺庙数量多达数百座，但在乔巴山的清洗政策下，几乎所有寺庙被关闭或摧毁。

就连僧侣们被迫还俗或惨遭屠杀，蒙古的宗教传统因此被全面瓦解。

除了宗教，蒙古的文化传统也遭到严重打击，乔巴山在苏联的支持下，推行全面“苏联化”政策，将蒙古的文字废除改用俄文。

蒙古人民原本使用的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等传统文化符号，逐渐被苏联模式所取代。

乔巴山政府大肆宣扬苏联式的社会制度是蒙古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还将传统蒙古文化视为落后和封建的象征。

蒙古经济也完全依赖苏联的指导，乔巴山照搬苏联的集体化模式，试图通过计划经济快速实现现代化。

这些政策不仅没能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导致了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严重恶化，几乎处处民不聊生，但乔巴山只是一味跟随苏联，完全不顾现实情况。

当时蒙古大量物资被用于支援苏联的战争和工业建设，国内资源被过度消耗。

可偏偏传统的牧业经济遭到破坏，而工业化的进展则非常有限，蒙古人民原本的生活方式被强制改变，却未能从所谓的现代化中受益。

二战后的东欧，苏联扶植的社会主义政权也采取了类似的极权统治与文化清洗政策。

当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苏联化”过程中被压制，大量教堂关闭，知识分子遭到迫害。

这些国家在苏联模式的强制推动下，也和蒙古一样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阿尔巴尼亚在霍查的统治下，彻底清除了宗教影响，宣称自己是“全球唯一的无神论国家”。

教堂与清真寺被拆除，宗教信仰被禁止，阿尔巴尼亚的文化遗产也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乔巴山以牺牲民族文化和人民幸福为代价，通过极权手段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他将外蒙古从封建社会中拉入现代国家的轨道，却在这一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主性。

乔巴山确实是蒙古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是推动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中独立的重要推手。

然而他的历史角色却充满争议，有人将他视为民族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分裂中国的罪人。

在蒙古国内，乔巴山被许多人视为“国父”般的存在，他成功领导蒙古摆脱清朝封建体系和中国民国的控制，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他还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稳固政权，与苏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为蒙古争取到了国际上的独立地位。

特别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他推动了蒙古的现代化建设，使识字率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这种现代化进程使乔巴山成为蒙古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象征，甚至在一些蒙古历史著作中，他被描绘成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开拓者。

但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乔巴山的名字却往往与“分裂”二字挂钩。

无论是他早年与苏赫巴托尔联合成立蒙古人民党，还是后来与苏联合作引导蒙古独立公投，他的每一步都在削弱中国对蒙古的控制。

他的极权统治和对中国文化的清洗行动，也加剧了外蒙古与中国之间的隔阂。

不少亲中势力的官员、贵族在他的清洗中被肃清，传统的文化纽带被切断，是乔巴山亲手推动了蒙古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分离。

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乔巴山的历史地位同样复杂，他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执行者，蒙古实际上成为苏联第一个卫星国。

在乔巴山的带领下，蒙古完全放弃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性成为苏联在亚洲的附庸。

虽然他帮助蒙古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也让国家长期依附于苏联，失去了真正发展的机会。

乔巴山是蒙古独立的缔造者，但也是民族传统的破坏者，他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却以极权统治的方式实现。

乔巴山确实推动了蒙古的现代化，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文化破坏和社会伤痛。

对于蒙古国的人来说，他是民族英雄，但对于中国来说，乔巴山却是分裂国家的罪人。

历史和人，终究不是非黑即白，也不能简单只用好坏两字就能概括一切。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要反思强权政治对弱国的侵害，更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独立与繁荣，离不开人民的自由与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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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环球网在2015年10月23日《苏联操纵的外蒙古独立公投：秋海棠变雄鸡》的报道

海外网在2013年4月16日《王贵成：外蒙古如何被苏联独立出去》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