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五年的汴京大相国寺，四位青衫文士常聚于藏经阁。他们品茗论道、谈古说今，引得香客频频侧目。谁也不会想到，这四位被称作"嘉祐四友"的挚友，日后竟会成为势同水火的政敌，甚至改变大宋国运。
吕公著轻摇折扇，望着正在狼吞虎咽的王安石笑道："介甫兄，司马君实又作诗讽你邋遢了！"众人传阅着司马光新写的《衣冠箴》，王安石却将胡饼屑抖落满襟："衣冠楚楚者，岂知民间疾苦？"
此时韩维正色道："他日若得遇明君，当以介甫为相革新弊政。"四人中谁也不会料到，这番戏言竟在二十年后一语成谶。
熙宁三年的政事堂，王安石握着《青苗法》奏章的手微微颤抖。曾经的知己司马光连上三道札子反对新政，字字如刀："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术！"
更让王安石痛心的是，昔日为他鼓吹造势的韩维，竟在《流民图》事件中倒戈。最致命的背叛来自吕公著——这个曾与他彻夜探讨《周礼》的至交，竟在御前直言："安石之学杂糅霸道，非纯儒也。"
元丰八年的西京洛阳，退隐的司马光在独乐园埋首著史。当他写到"熙宁变法"章节时，笔锋突然停滞——史册里那个刚愎的王介甫，与记忆中那个在相国寺高谈"天变不足畏"的狂生渐渐重叠。
千里之外的江宁半山园，王安石听闻司马光尽废新法，喃喃道："亦罢至此乎？"次年冬，这对政敌宿敌相继离世，临终前皆叮嘱子孙勿撰行状，似要带走所有恩怨。
崇宁元年的东京汴梁，新党再度得势。已故韩维的奏疏被翻出，其中"安石如商君，刻薄少恩"的评语成为攻讦旧党的利器。而吕公著后人呈上的家书中，却藏着"介甫非恶，唯执拗太过"的私语。
历史总是如此吊诡：当年禅房里的四位知己，在政治激流中各自飘零，却共同谱写了北宋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他们的聚散离合，恰似那个时代士大夫的集体命运缩影——在理想与现实间，友情终究难敌道义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