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 年暮秋，张謇伫立在南京下关码头，凝望着江面上悬挂米字旗的军舰，蓦地对身旁的幕僚言道：“昔日湘军于此浴血鏖战长毛之际，这些洋船尚不敢这般肆意妄为。”此语无意间戳破了清朝兴衰的玄奥：这个曾征服过百万太平军的庞然巨物，最终坍塌于武昌城头零星的枪声之中，映射出中国社会百年剧变的深层逻辑。
1853 年，曾国藩于衡阳练勇之时，地方士绅捐银数额高达百万两之巨。湖南巡抚骆秉章敞开藩库任其支取，这种“官绅共治”的模式孕育出强大的湘军集团。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湖广总督瑞澂竟需向日本正金银行借贷 50 万两以充作军费。
从地方自主至财政枯竭的演变，昭显出清朝汲取能力的全然崩溃。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借由“捐输”“厘金”等制度，将财政权下放至地方。仅江南大营每年便可征厘金 400 万两，造就了如李鸿章淮军这般的地方武装。然而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海关税、盐税皆被列强掌控，1910 年清廷岁入 2.97 亿两，其中外债本息支出达 1.3 亿两，财政自主权荡然无遗。
湘军攻破天京城时，所使用的劈山炮射程不过 800 米，士兵主要配备刀矛。此类冷热兵器混搭的军队，实质上仍是传统团练的进阶版。1906 年组建的新军则全然依照德日陆军操典加以训练，汉阳兵工厂月产步枪 1500 支，山炮 6 门。
当掌控现代军事技术的群体开始倒戈相向，帝国便丧失了最后的暴力屏障。更具颠覆性的乃是军事思想的代际更替。曾国藩的“扎硬寨，打死仗”战术，本质上是以儒家伦理维系军队。而 1905 年成立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教材直接译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吴禄贞这类留日士官生开始思索国家政体之时，刺刀所指向的不单是敌人，更是整个旧秩序。
同治中兴时期，清廷通过科举取士笼络了全国 95%的士绅阶层。1905 年科举废除，截断了传统精英的晋升通道。张謇等立宪派由“帝党”转向“革命”，昭示着统治基础的全面瓦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911 年“皇族内阁”13 人中满族占 9 人，彻底暴露了“预备立宪”的欺骗本质。
太平天国借助上帝教对抗儒家伦理，反倒强化了士大夫的卫道意识。而在辛亥革命前夕，全国新式学堂学生已达 160 万，留学生超 2 万人。《民报》在东京每期发行量突破万份，革命思想借由现代传媒网络裂变传播。当詹大悲在《大江报》刊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时，思想革命的引信已然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