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易经》，那么就必须弄清最初《易经》是干什么的。本来这个问题在三代（夏商周）很清楚，占卜的手法和技巧，然而到今天，由于孔子的儒家思想，或者说《周易》宣扬的周公的儒家“德行”，它变成了一本道德修养教科书——科举制度必修教材，即从自然科学（假设这是古人认为的自然规律）变成了人文伦理规范：很多情况下它是统治阶级立法和作人的参照物——彻头彻尾的主观意识形态。 《易经》是从巫觋祭祀文化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人们为了沟通神灵在实践中积累总结的一种人神互动方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知之甚少，普遍认为自然现象（季节变化、山川地理、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甚至是燕子乌鸦）是神灵的赐福或惩罚，那么如何建立起和神秘莫测的神灵之间的联系就是十分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事情，要预知神灵意志，首先需要一种沟通语言——跳神——巫觋被人们相信是可以沟通神灵的：《说文》这样解释，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将神者也。 对夏，我们目前没有实证的资料，却知道巫分男女，一般的原始部落巫为女性，男的称觋，主要是母系氏族社会部落首领为女性大巫师，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后，特别是据文献记载的殷商，《诗经·商颂·玄鸟》这样记载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这样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 殷商人（黄河下游入海口）崇拜的神灵是多元化的，这主要由当时的生产方式是以渔猎为主决定，人们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必须跋涉奔波于山川河流，面对猛兽洪水，所以殷商人的神灵是自然神，这和以农耕为主的西周人主要崇拜祖先，敬畏的是以人转化的神鬼有明显区别。殷商的始祖契，不仅是出身玄鸟，是神灵的化身，而且本人就是祭祀巫祝，作为司天的南正，也就是掌管火的官员，目前商丘有专门祭祀天神的阏伯台。 《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史记·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晋书·律历志中》：“洎于少昊则凤鸟司历，颛顼则南正司天。” 《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 正因为如此，能沟通神灵的巫祝在商代往往地位很高，商代的君主往往亲自担任大祭司，祭祀集团主要由宗室成员组成，对外宣称掌握神的意志，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来源。 古代占卜的价值和作用，与演化到今天的算卦区别很大：今天人们谈起算卦，不在乎谁来算，怎么算，主要在乎算卦准不准；古代占卜是向神请示、汇报、邀功，它是和神沟通的唯一渠道：即它的价值在于能不能通神，从而实现接受神谕和启示，至于沟通神灵的结果：是讨神高兴还是惹神生气，结果暂且不论，至少说明和神达成了沟通。所以和神灵沟通一直是统治阶级牢牢把持的特权，毕竟因为“君权神授”，所以君主及其宗室才能因为“血缘”传承这种和神“说得上话”的本领，除此之外的普通人因为没有“得自神灵遗传的高贵血脉”，怎么可以配得上向神请示、打扰神安宁，怎么能听得懂神谕，因此，三代时期，巫祝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占卜是特权的具象性表现，它以家族传承的形式仅仅在宗室成员间独享。 至于今天人们关注的占卜的准确与否，是《易经》从贵族独享到普及到社会底层，沦为后世人以算卦谋生的结果。古代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掌握经典是国家才能做到的事情，宗室口授心传范围很有限，因为非宗室成员，非统治阶级核心阶层，有占卜的举动，和谋反无异，这种传承方式形成了高高的学术“隔离墙” 。 随着《周易》的普及，尤其是汉代以来打破了个别人独享《易经》的格局，以《熹平石经》、《正始石经》的形式（官方立石碑公布经文）公开展示，让人们广为传抄，魏晋发展以“五经”、甚至“十三经”取士，到隋唐发展科举制度，《周易》都是诸经之首，普天下想要改变命运的人纷纷把这些经典倒背如流，才有资格参加人才选拔，科举高中本身就是一种资格展示，实现身份转换的“士子”当然无需再愁衣食，《周易》对他们是装潢门面和修身养性的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名落孙山的体制外落魄者，有的就选择街头摆摊哄骗妇孺手里那几个铜钱，这时候，自然没有资格谈身份地位，谈出处来路，所依凭的底线就只剩下结果“准不准”了。 这就是为什么朱熹会专门做一篇文章叫《蓍仪》，讲算卦前的排场，不但算卦的搞得跟道士“起坛作法”一样，而且恨不能问卦的行古礼进献金玉：朱熹是不饿，不等钱买米下锅，街头的算卦先生就不一样，时刻保持察言观色的专注，寻找既有钱又好骗的对象，一般迫不及待的开场白是“施主，今日印堂发暗，怕不是有血光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