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为我国国际影响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一直是被如网民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治，在讨论中都被不断地拔高，俨然是有称为封建王朝真正的“千古一帝父子”的架势。
但要论及唐朝哪一时期的国力最强，商业最为繁荣，那肯定不是这爷俩。一提盛唐，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在武则天之后，由李隆基所开创的“开元盛世”。在这一时期中，唐朝不仅国力强盛，军备远镇四方，于商业文化方面也是古今罕见，就连曾经“润美巅峰期”的纽约，也不过就是这个水准。
不过这国力强盛是强盛，人们在提起“李隆基”这个皇帝时，却是难以称得上一个“好”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场面，自然是离不开那一场几乎让唐朝亡国的“安史之乱”。
作为古代罕有的内部大动乱，安史之乱这一诞生于摧残盛世的“叛乱”出现的似乎颇为“突然”。毕竟这“盛极必反”虽然是个真理，可像安史之乱这样的，却是真的古今罕见。
由此，也是有了一个问题，安史之乱究竟为何出现，对于唐朝的破坏又有多么严重？
出现原因无争议的是，安史之乱出现的根本性原因来自于唐朝时期的“藩镇”制度。这一制度起源于李隆基时期。当时，为了抵御边境上各族的侵扰，李隆基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像李治李世民时期组织兵力去抗击异族。毕竟当时的唐朝，已经是经过了武则天和武家人长久的祸祸，军事实力衰弱的厉害。
想要靠朝廷组织军队，实在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无奈之下，李隆基只能在边境设立军镇，给予驻扎这些军镇的节度使几乎等同于自治的权力。让他们可以独自的练兵守卫边疆，独自的组织力量，为各个藩镇提供了更多的可操作性，极大程度上增强了边境军队的战斗力。
最为难得的是，这些藩镇还都不会占用朝廷上的资源。等同于李隆基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防守住了边疆。
但这种藩镇势力，其实就像是一个个“异姓王侯”一样，拥有独自的自治权，就势必赋予了这些势力造反的能力。当时的李隆基不可能不知晓这件事情，但他这个人，虽然能力极强，却是一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在李隆基执政的中晚年时期，基本上就将自己麻痹在了开元盛世的盛世表象中，而去选择性忽略了在盛世之下的危难。
这种“享乐主义”的偷懒，让他不仅无视了藩镇势力，还因为藩镇势力的“省事”，让李隆基对于藩镇力量越加倚重。不断增强藩镇的权力，对于各个节度使，也是大加封赏。给予大量恩赏的同时，还不去仔细辨别这些掌握地方大权的人。任由各个包藏二心的人物身居高危，而这其中，就有造成安史之乱的最大祸首——安禄山。
安禄山之反叛其实，虽然安禄山造就了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真要归咎，却不能怪上安禄山。又或者说，安史之乱发生的如此“不顺滑”，那是丝毫怪不上安禄山的毛病。
这位掌握大权，有反心的节度使大员，虽然在获得李隆基赏识，靠着“耍宝卖萌”的伎俩博得高位之后，就已经在私底下筹措兵力，拉拢亲信，图谋在之后反了这江山。但按照安禄山的预想，这事情的发生周期却不会这么早。之所以让安禄山选择提前翻盘，酿造“安史之乱”的失败，还是因为李隆基为了偷懒，搞出来的另外一个“奇妙选择”——杨国忠上位。
有关于安禄山想要造反一事，实际朝廷上的高级官员多少都能猜到一些。不过当时在中央朝廷上当官的李林甫，虽然被人称为奸相，却实际是很有手段的人。他在世期间，就通过一些手段吓住了安禄山，钳制住了几近崩坏的节度使制度。
但等到李林甫去世，这节度使就成了脱缰的野马。而接着上任的杨国忠，则是在这匹马屁股后面“踹了一脚”。
在上位之后，杨国忠就多方面鸡忌惮于安禄山在地方上的力量，多次在明里暗里去排斥、挤兑安禄山这位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让安禄山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危机感，这在侧面促进了安禄山反叛的决心。
在另一方面，由杨国忠为首的文臣集团在“选拔任能”上，首要去想的“利己主义”也是致使安禄山反叛的一大原因。当时这些文臣为了保住自己在朝廷上的地位，对地方上的大员选择，往往会“亲胡人远汉人”。让这些“非同族”，没有地方世家积累的胡人去担任地方节度使，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朝廷中高级官员的竞争，以避免“内卷”行为的出现。
这不仅让当时杨国忠执政时期的政坛变成了一潭死水，还让地方上的军政大权都被安禄山这样还未完全融入中原王朝社会的胡人掌管。让地方有不稳定因素还在其次，此举等于是变相的削减了中原王朝士族的晋升通道，让许多门阀士族都变得“无官可做”。对于高级官员位置的垄断以及朝廷官员任命上的“肆意妄为”，都让当时北方的士族对朝廷心生不满。
而当时，河北的两大士族还正好的就在图谋“反唐”，推翻唐朝。这个要追溯，完全可以追溯到唐朝初年积累下来的“弊病”。不过真正让这一拨人想要造反，开始计划造反流程的主要原因，还是在近两代所发生的事情。要追溯的话，还是在唐玄宗时期所出现的这一弊病。
由此，安禄山被杨国忠逼的不得已将造反“清君侧”抬上日程。他除开拥有边防军队，有朝廷上的眼线，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以外，还有了河北山东等北方士族的站队支持。可以说，这一场安史之乱，便是一场“党争”下的边缘派对中心派所发动的袭击。当然，这种武力细袭击最终导致的必然结果，便是“掀翻桌子，重做一桌”。
那么，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有军队，有基本盘，有士族门阀支持，看似天命所归的安禄山，究竟是因为什么导向失败？
失败原因既然上面以门阀士族讲述了安禄山反叛的原因，那自然也可用门阀士族来解释安禄山失败的原因。可以说在晋朝之后，唐朝以前，无论是那个造反军想要成就大业，都离不开地方门阀士族的人才供应以及各方面的支持。本质上王权的更换，就是在门阀士族之上选出一个“代言人”类型的角色，因而，想要改朝换代，取得这些士族的支持，便是重中之重。
安禄山虽然有了山东和河北士族的支持，但支持其的贵族也就仅限于这两个没有被分配到利益的地方。如传统的关陇集团，和其他的一些门阀士族，就都没有受到太多的杨国忠专权影响。想让他们站起来反唐，无疑是痴人说梦。
而分配到利益的门阀士族的战斗力，势必是要比没有被分配到利益的门阀士族战斗力要更加的“强盛”。可以说在利益来源的根本上，这些地方门阀士族就远远比不上唐朝的支持者。
当然，门阀士族之间的差异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是安禄山根本上无法对抗唐朝的，还是他在民心上的缺失。正如历来的武力夺权都是建立在政局不安稳的情况一样，一个比较安定的时代，人们本来就不希望战争的出现。什么功名利禄，登位称帝，骗鬼呢？种地能多赚钱，还是大米能便宜？
安禄山的反叛在一开始，就缺少了群众支持的基础，是一场纯粹的“非正义战争”。
在这种缺失民心的情况下，一般人想的都是尽可能地提升民众对自己这方面的支持，尽可能地收拢民心。但安禄山不同，他从来不曾想过自己要怎样的图谋天下大业。在安禄山的剧本中，似乎只有灭亡唐王朝这一项任务。在反叛之初，安禄山便做下了“屠城”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让各地各城的民众都是人心惶惶，畏惧于安禄山的到来。
攻打下长安洛阳之后，安禄山又发动士兵，对城内城外周边各县的城市都进行了“挖地皮”一般的搜刮，对金钱都尚且如此了，更别提这些军队做下的其他龌龊事情了。这种残暴的行径，直接让两地城市的百姓对安禄山的统治是怨声载道，无比仇视这个从河北起兵的胡人胖子。
等到了洛阳驻扎后，安禄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他开始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对于部下的疑心病也是随之加重。他对部下的怀疑，也势必是转换成了部下对他的不满。久而久之，害怕被安禄山杀害的手底下人便选择了先下手为强，终结了安禄山的性命。
结尾虽然后面的史家父子接替了安禄山，仍给唐朝搞出了不少的麻烦。但这两个人也是走了安禄山的老路，最终在郭子仪等将领的英勇作战下，最终平息了这场霍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