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二年冬，蔡州城外《平淮西碑》轰然崩裂。李愬部将石孝忠挥锤砸碑，怒吼“功勋不公”，惊动长安。这场由韩愈执笔的纪功碑风波，揭开了中唐士族与武将集团的权力暗战。
淮西之乱持续四年，李愬在最后七个月完成致命一击。元和十一年，这位名将之后接管唐邓隋三州残兵时，帐下仅剩八千溃卒。敦煌出土的《李愬军牒》显示，他通过收编降将李祐、李忠义，迅速重建情报网络。次年十月风雪夜，李愬率九千士卒奔袭蔡州，沿途冻毙者逾千，却以“敌尸铺路”的决绝攻破吴元济牙城。
洛阳唐代行军图显示，此役彻底颠覆传统战法：李愬避开北线主力战场，精准抓住吴元济抽调洄曲守军增援李光颜的时机，完成斩首行动。此战不仅终结淮西割据，更打破藩镇“首尾相护”的防御体系。
韩愈撰写的纪功碑中，李愬的奇袭仅用32字带过，裴度的战后安抚却被大书特书。出土的韩愈手稿残页显示，原稿甚至删去了李愬释放降将、整顿军纪等细节。这种“重文轻武”的叙事，实为士族集团的政治策略。
裴度墓志铭披露，淮西战后，以韩愈为首的文官集团推动“抑武”政策：削减节度使财权、严禁武将跨镇调兵。李愬出身将门世家，其父李晟曾遭德宗猜忌，这种背景使其成为文官重点防范对象。韩愈在碑文中刻意强调“裴度临戎，山河皆肃”，正是为凸显文官统帅权威。
唐宪宗对砸碑事件的处理堪称微妙。他虽命段文昌重撰碑文，却保留韩愈原文拓本存入史馆。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起居注残卷记载，皇帝曾对近臣言：“武人可赐爵不可赋权。”这种态度解释了他既安抚李愬、又默许韩愈贬抑武将的深层考量。
李愬结局印证了这种制衡：战后他被调离军镇，改任太子少保。与其父李晟一样，这位名将最终未能进入权力核心。而韩愈虽遭李愬部将唾骂，却在士林中赢得“护国正声”的美誉。
淮西纪功碑的两次镌刻，成为中唐政治转型的缩影。当段文昌新碑立于蔡州时，长安城的文官集团已着手编纂《元和郡县图志》，将藩镇兵权逐步收归中央。这场碑文风波，实为帝国从武力平叛转向文治重构的历史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