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广西玉林的一个小山村，家里有三个孩子，我是长女。从小，我就知道“公平”这个词不属于我。高中时，我妈来开家长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我，那些话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里。大学时，家里给的生活费连吃饭都不够，我不得不在食堂兼职打菜，发传单，做助教，只要能赚钱的活儿我都干。
非洲的日子比我想象的更难。40℃的高温下，我挨家挨户推销布料，追债时被壮汉堵在仓库里，男同事总说：“女孩子漂什么非洲，早点嫁人算了。”我笑着应付，心里却在算账：再忍一年，存款就能破百万，够我去法国了。
在非洲，能说话的人很少。我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和国内的朋友们聊天。她们会给我寄零食，记得我的生日，甚至在我最穷的时候借我钱。去年，我送了两个好友一人一颗金豆子——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被爱”是可以摸得到的。
在非洲，我谈过一场恋爱。男友说我独立，可他不知道，我连他走快几步都会害怕。有一次，我们在海边看日落，他突然接电话走开，我站在原地，心像被攥紧了一样。
后来我明白了：像我这样的人，连“依赖”都是奢侈。
疟疾，和没来得及实现的梦“死在刚果河，还是活成塞纳河？”今年三月，疟疾夺走我时，公司问父母要不要来非洲见我最后一面。他们选了赔偿金，我的骨灰被撒进刚果河。你看，连死都逃不开“漂泊”的命。
我这辈子像一场漫长的逃亡，可直到死，我才明白：
真正的自由，不是逃到哪里，而是有人记得你真正活过。
